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意义

  第三节  研究问题

  第四节  研究综述

  第五节  研究设计

  第六节  研究限制

第一章  一种自然的选择：场域理论

  第一节  路与门

  第二节  石门坎里的场

  第三节  何为场

  第四节  石门坎存不存在“场”

  第五节  如何入场

第二章  石门坎的故事

  第一节  石门坎故事描述：空间场域

  第二节  石门坎故事描述：信仰场域

  第三节  石门坎故事描述：文化（文字）场域

第三章  故事背后的“故事”

  第一节  语文身份的历史回眸

  第二节  “言语生命赋形”说的提出

第四章  叙事、时间和历史

  第一节  叙事本质的概说

  第二节  实践时间观的提出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导论

图二石门坎花苗溯源碑这样一个自然封闭的“三角形”里，居住着苗族的一个支系——大花苗。苗族悲惨的迁徙史，好像感动了上苍，大自然终于为其提供了这样一个天然的庇护所。由于他们是一个晚到的民族，集体沦为彝族土目的奴隶，在彝族土目残酷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力踟蹰不前，停留在数千年前的水平，表现出人畜同室、生水生食、智力低下、酗酒放纵等特点，生活在“沮丧的深渊”。

图三苗族信教史碑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处偏远、地形封闭、气候恶劣的卯岭南（苗语“石门坎”），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它的历史，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会同他的同事，在20世纪前半叶，唱出了云贵高原上文化的最强音，铸造了令人惊叹的成就，石门坎因此而倔强挺立。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在苗族人“三零”（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皆为零）平台上，竟然培养出了两名苗族博士、三十多位大学生、数千名的初等知识分子；他们还创制了苗文，首创和实践了三语教学，创办了“五大社会机构”，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等等，使一个荒芜之地一下子成为“西南边疆最高文化区”，石门坎因此而名扬天下，在海外寄信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石门坎变化之景象，正像柏格理墓志铭中所说：“一片荒芜，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 柏格理墓志铭。

石门坎成为文化圣地，主要得益于教育的成功。“创字释经、分班授课、文章机杼、道德森林”等昭示着它在教育上的熠熠辉光，尤其是以识字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文字大厦”，二十年走完了两千年没有走完的道路，其适切性和效度极强的机制、模式，不断撞击着了解它的教育人，这是一个必须梳理而且亟待梳理的个案，在今天热衷于纸上谈兵的教育背景下，它的实践意义显得弥足珍贵；石门坎百年前的文化、教育辉煌已渐渐模糊起来，第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随着风吹雨打而去，许多珍贵的教育经验由此流失，所幸少数亲历者还活跃在石门坎的文化中，但已人数不多且到耄耋之年，当时他们身处幼年，只是听老辈所言，记忆片言只语，如再不梳理和研究，等他们离世之后恐怕再无从查证了。

五年前，本人由于研究生初试成绩不佳被调剂到偏远的贵州，带着失望之情来到贵州师范大学，正当伤神颓废之时，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石门坎，并由此结下了厚厚的石门情结，五年来，它使我一次次穿行于石门坎的田野村寨，一次次畅谈石门坎的神奇与力量。由最初的新奇到决心全面地梳理，使我“也燃烧在其中了”，真诚选择和结识田野作业所需的“门人”、造访亲历者、探查石门遗迹、拜谒先驱者坟墓等，五年的田野风雨，石门坎苗族寨子里的狗已不再对我狂吠，石门坎教育实践的脉络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带着对石门坎的崇敬和热爱，带着对语文教育理论纠葛的困惑，我终于选择了石门坎。

第二节  研究意义

石门坎从自然地理上看是封闭的，“乌蒙屏障，围以高山，阴森荡荡，流泉淳淳，石门降生” 贵州民族研究所：《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未刊，第249页。。高大崔嵬的乌蒙山，把石门坎挟持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石门坎自然地理的不可逾越，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交流的隔绝，因此，到了20世纪初，石门坎文化还停留在蒙昧阶段，表现出“巫文化”的典型特征，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体系。如果从“封闭”的视角观照，封闭却有另外的意义，它使苗族文化在石门坎区域内得以完整保存，当地苗族人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涿鹿大战后，一路迁徙直至石门坎，他们的文化就像“活化石”一样，天然地储藏在这片封闭天地里。

“小世界”、“小天地”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它有自己的政治空间，有自己的文化样式，有自己的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小天地里的许多格言、谚语、老话、谜语等维系着他们的信仰，建构着初民社会认识世界的方式。展示“小传统”、“小世界”、“小天地”，就是为了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体会“小传统”的力量，从而反观逐步渗透到整个世界的“大传统”——现代观念体系。这可能对于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行为有着更纯粹的意义，相比现代社会，它没有过多的“芜杂”。

石门坎两千年没有生长的文化却在二十年间长大，无论是从“巫文化”到“基督文化”的阐述，还是从“蒙昧性”到“现代性”的表达，学者们关于石门坎文化转变类型的分类暂且不谈，但从其成长的速度和效果上看，确有两千年的矮子一夜间长成巨人的感觉，令人震惊。

二律背反是一个定律。石门坎的辉煌，招致了它的厄运。众所周知的原因，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彻底终结。石门坎教育的宗教背景，使它在延续几年之后，随着“文革”的爆发，石门坎由文化教育的圣地立刻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随着“文革”形势的不断发展，当事者个个噤若寒蝉，许多人仍然难逃厄运。 “小香港”、“小台湾”的石门坎别称，在那个乱扣帽子的年代里，更是使人小心谨慎，笔者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也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

于是，石门坎和石门坎辉煌在极左政治的高压下，再次被尘封起来，它被死死地按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现实已经没有了其生发的土壤。但种子总要发芽，哪怕是在悬崖峭壁！金子总要发光，哪怕是锈迹斑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尘封多年的石门坎迎来了它重见天日的契机，一批学者重劈石门，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奋力揭开石门坎尘封已久的面纱。石门坎研究的热潮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译作和国内学者的著作相继问世，他们的成果有着拂去尘封历史的“泥土”和揭开“面纱”的先导作用，这种先导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们认识石门坎扫除了心理上的政治阴霾，二是为全面研究石门坎奠定了基础，这本身极具开创意义。

石门坎的辉煌从根本上是由两大体系造就的，即教会和学校。拂去“泥土”、揭开“面纱”的先导学者们，在石门坎研究中大都把目光投放在宗教上，无可厚非，石门坎的成就本身就是基督文化远行的结果。学者们在宗教体系的探索上极具功力，他们的研究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场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基督教在石门坎独特场景中的表达，基督教在石门坎运行轨迹和发动内因的轮廓已基本清晰，这是与他们过人的智慧和艰苦的田野作业分不开的。然而，车之两轮，缺一不行。宗教和学校既是密切相关的，又是相互独立的，教会作为信仰的一极，学校作为教养的一极，缺失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铸造石门坎的辉煌。令人遗憾的是，教育作为石门坎的重要一极，并没有像宗教领域那样得到客观呈现和机理分析，对此作出客观深入的研究，虽然时间晚了些，但仍然具有开创意义。

石门坎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始于文字、终于文化，始于文字、终于社会，始于文字、终于生活。为此本研究选择从语文教育的角度切入，能很好地梳理教育的来龙去脉，在全面呈现石门坎语文教育本体，勾画语文本体与社会、生活、文化关系图谱中，发现语文自身运行轨迹，这又有了实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