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极限及其突破断想
直觉思维规律探析
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学发展的贡献
无中之美
论疏密的艺术和美学内涵及其悖论表现
艺术曲折与审美心灵的同态对应
写诗构思要新
试论诗的构思过程
诗意象随想
意象的生发转化与古体诗词的现代写作
诗的思想光芒
时代喧嚣的回响，现代文化的象征
一幅寓意深远的现代拼贴画
我听你听到彻夜失眠……
形象·意境·别趣
散文潜结构及其泛化中的现代哲学倾向
抒情结构与反讽框架
中国现当代小说散文化结构模式分析
思致绵邈高华空阔
中国古代散文的审美要素
小说第六要素——物象的审美意义
横截的艺术意义
穿插：附庸蔚为大国
纽结的艺术
单纯明净深层的象征体系
复调小说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
结构主义诗学对现代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意象组合与其表现功能
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文的美学价值
从文化学视野看《诗经》几首爱情诗的审美意义
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
《黄履庄小传》的象征意蕴
荒诞形式与悲剧内涵的有机融合
后记

理性极限及其突破断想
面对日益丰富、多元的世界生活，当今的哲学的尴尬与无奈也是多重的。首先，无论是西方的理性哲学传统还是东方体悟性的哲学传统，都难以全面、系统地解释当下的多元生活。虽然自十九世纪末逐渐兴起的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以及20世纪对重建东方新哲学的多次尝试，也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哲学与现代生活的对应性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这使得哲学作为有效社会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受到置疑；其次，百余年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探索，恰以反理性的形式延续了理性思想的内在精神，其结果是将理性哲学已有的体系、学说甚至是语言成果都悬置了起来，在指明了语言、逻辑、体系脱离生活的自律性、真理的偏执性的同时，也将人们对东、西文明大冲撞后被二十世纪普遍接受的理性哲学的信心彻底摧毁，换句话说，是理性自己将自己夷为废墟。这就使现有的哲学叙述方式：即“语言的特定使用——概念——体系——真理推演”的逻辑叙述方式同样被置疑起来；再次，在失去了与生活的对应性、叙述的可靠性的同时，当下哲学也没能提供出人的存在的实践性方案。

如何解决当下哲学的问题？几十年来，不少学者把希望寄托在从东方传统哲学中吸取有益成分的尝试中，但问题是，这些致力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建设的学者，仍然摆脱不了理性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想，将建立圆教体系和普遍万能的新学说视为己任，力图寻找到传统理性视为哲学必要课题的宇宙论、发生论、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结果论、真理观等诸问题的新解释。这其实又陷入了理性传统的牢结中，只不过是在温和地、部分地重建被现代、后现代理性哲学砸碎的理性建筑。其结果是每一次尝试，都难以形成理论结果，或者是停步在设想阶段，或者是陷于阐释的封闭乐趣中（阐释方法的产生本来是为了解决体系的封闭性的，但当把阐释视为学说建设，它自身的封闭性就不能回避了）。

如何突破理性的单向思维、寻找到哲学与人类历史、现实生活可靠的对应；如何把哲学、哲学家从思想的自大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朴素的时代精神的书写者；并把哲学叙述从被动于语言、逻辑的建设“真理”大厦的虚妄理想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成为语言的驾御者；使理性、逻辑、体系成为实现思想表述的手段，而不是叙述思想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不会是一促而就的，它需要等待文化发展的合适契机，和当下的多元社会生活相对应。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也不会是唯一的。

笔者拟从人类文化历史的视点出发，寻找对理性思维更为广泛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探讨理性哲学的极限。而也只有对理性思维—理性哲学极限的清晰认识，才可能走出理性的精神壁垒，寻找更为丰富的精神与生活的对应性，以重新审视人作为自然存在的完整性。

一、哲学与思维历史的对应性及理性哲学的历史极限

如今已经少有学者再坚持用语言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了。哲学史上，很多人给哲学下过无数定义，而很多种定义又一一被时间流逝和文化环境的迁移所遗忘。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哲学无法用理性语言定义，或者说，至少在当下人类普遍的理性思维中，一语言概念无法对应哲学存在的流变的、丰富的内容。

哲学虽然无法用理性语言去框定，然而几千年来人类对思想的探索和无数次书写的努力，却实实在在地证明着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回顾历史，提醒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哲学，那就是作为思维存在证明与解决精神生活空间的哲学。作为地球上高等动物的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是思维的动物，思维功能的实现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在思维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思考就成为一种必然，哲学正是在这种必然上存在并发展的。具体地说，特定的哲学是特定思维方式的结果，它的学说书写与叙述也必定由其所特定的思维方式所对应的特定语言来完成。

但理性思维却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思维方式。无论它是否是人类思维最高最后的形式，从理性思维产生前的漫长的原始思维阶段的存在到今天对理性的怀疑，都证明理性思维只是人类思维历史的一个阶段。

与思维形式的迁演对应的是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关系的变迁。在漫长的史前文明阶段，人类的生存能力低下，无力与大自然抗衡。原始思维的特点是混沌性与巫仪性的。我们今天认为，史前人类的遗留的传说与故事都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根本的原因就是原始思维具有这些特点。原始人用今天看来的神话形式真实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及他们经历的历史，只是由于现代人习惯于理性的思维，与原始思维几乎隔绝，才无法破译原始神话中所蕴涵的历史真相。

文字的出现使得记录有了更大的可能，也为理性思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字从约定俗成的符号中不断成熟，渐渐摆脱描绘性而日益抽象，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大演练，是人类把自己从自然中提炼出来，使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过程。字母文字的出现证明了人类抽象理性发展的高度。事实证明，把理性视为思想最高准则的历史也发生在字母文字的文明中。而理性思维的特点就是单向的精确性、数理性，它必定在语言上形成逻辑矩阵，并且有意无意地将逻辑视为语言叙述的标准。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视之为“哲学”学科的无形准则，即：清晰的单向数理性、严密的逻辑性。历史地看，“哲学”这个词就产生在理性逐步被视为思维（思想）标准的古希腊时期。严格地说，传统的“哲学”学科就是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标准下，对世界与人类自身展开的思考，因此传统的“哲学”本身就是理性思想范畴内的。

而理性思维所对应的人类历史正是人类抗争于自然，逐步掌握、驾御自然的过程史，简单地说，就是一部科技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对知识的分科式分类，到今天我们的各种高科技的实现，这两千余年，虽然只是人类数百万年存在的一个短暂瞬间，却完成了人与自然对立中一个根本性的关系转变，那就是人由被动于自然、束缚于自然逐渐变为主动于自然，驾御自然。这是理性思维交给人类最好的成绩单。

但理性毕竟把人与自然对立开来。它把“人定胜天”视为理想的同时，也就把无限攫取自然视为人类行为的重要方向，使“人本主义”被无限放大为人对自然的疯狂自大与漠视。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理性疯狂的恶果已显露无遗：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温室效应、不断出现的新的疾病……一句话，理性思维在战胜了自设的“敌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作为整体世界的和谐，最终使人类孤独地败给自己。而在社会生活的层次上，理性所导致的集权主义与权力桎梏同样使人类遭受精神与生活的痛苦。

19世纪末以来，一波高于一波的反理性主义、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思潮以及这些思潮渐次平息后，从西方向东方不断弥散的虚无情绪，对应的就是人类对理性思维的怀疑与反思。同时，它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理性思维的极限。事实证明，数理理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在它完成了其主要的促进人类对抗自然的生存课题的同时，它也成了人类精神乃至社会生活的新的障碍。就像原始思维在其极限处结束一样，理性思维是否也会成为人类的过去？

面对今天的生存现状，人类不得不去寻求一种新的和谐、总体的思维方式，并以其对应人与自然共存的新的人类存在的历史阶段。

总之，从人类思维方式曾经的变迁和新的要求上看，人类思维方式是分历史阶段的。原始思维对应的是人类的初醒和人类对自己与自然懵懂认识的历史阶段；理性思维对应的是人类在对抗自然中争取自我生存的历史阶段。严格地说，现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哲学”正是理性阶段的产物。那么，当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阶段到来，理性的单向性、封闭性不再适应这种人类历史的时候，必定会有新的思维方式来满足人类头脑的生命力，哲学，作为人类存在的重要需要，也必定会得到扩展和更新。

二、理性反思的理性牢结与虚无主义的的虚无虚置

虽然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实用主义的最初组织以“形而上学俱乐部”命名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P54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但实用主义的实证实践论却使得理性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的认识理想悬置了起来。可以说，实用主义在将宗教的彼岸世界化为疑问的同时，也将在欧洲古典理性哲学手中逐步完善的形而上学的各种精致的体系置于尴尬境地。显然，这些体系的建设原点（本源、本真、零点）与终点（作为最高真理的世界规律）都难以获得实证；虽然很少有史料表明，实用主义者曾对这些无法实证的体系原点与重点进行过强烈批判（事实上，实用主义对此多半是悬而不论的），但其不得证即可疑的实践准则，已使得理性的形而上推演不再神圣。虽然实用主义也有自己认为永恒的真理，即：实用即真理。但实用主义却告诉你，对于这一真理的确信，并不是通过严密的理性推演，而是通过实证和经验来完成的。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人类对于形而上学的理性根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已经产生置疑。

此后，西方陆续出现的各种哲学学说，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打破理性思维的单向性，建立立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新理性体系。但无疑，他们的努力都没能实现（或完成）其最初的雄心，无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作为理性体系都是不完备的。事实上，以向度有限的理性去对应无限丰富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虚妄。在经过多番尝试之后，人们终于把追究责任的目光盯上了语言本身。海德格尔即明确提出了对语言本身的质问1959年，海德格尔出版了《行进在语言的途中》一书，对语言问题进行了讨论。。维特跟斯坦用后半生的经历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论述，期间也表现出对理性精神结构及语言本身深刻而痛苦的反思。福柯直接把理性体系与社会文化霸权联系在一起，强烈批评真理的虚妄和人文主义以来的人的狂妄，甚至宣告“人的死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干脆放弃了结构主义等学派对理性的现代努力，更彻底地打破了人们寄予理性的梦想。

一如理性大厦的建立者一样，最初诸流派的非（反）理性精神领袖们也对贡献世界新的精神局面充满雄心。他们认为打破理性传统给现代生活造成的种种桎梏，就可以建立真正平等的、“和而不同”的新的精神秩序。事实却并没有那么美好，非（反）理性主义在“沟通”、“共识”的确立上遭遇瓶颈。由于无法在精神世界建立“沟通”与“共识”的途径，非理性主义在把传统理性夷为废墟的同时，留给世界的是混乱的虚无状态。虽然其间也有人想摆脱这种现代虚无，力图以恢复理性来重建普遍的精神秩序，如法兰克福的哈贝玛斯等人重拾对语言的信心，并认为通过语言的模式就可以改造社会。语言可以使人们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样就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但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没落，无疑证明了其改造社会方案的破产。传统观念里那种可以普遍解释世界的完美体系已彻底成为哲学学科的过去。

非理性没能解决理性传统遗留的种种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无论其如何标榜对理性的反叛，最终它都不能摆脱理性既定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展开方法，即不能摆脱理性对世界认识与实践理念的单向性与封闭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非理性是理性另一极端的表达方式，它的自律伸延必定使哲学陷入更为自闭的形而上学的牢结——思维与语言的自我游戏，后期存在主义学说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如果我们还记得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学说的高度思辩性，记得他们艰涩的语言、大量使用的新的词汇、对某些概念不厌其烦的注解、对语言叙述间可能产生的逻辑矛盾的斤斤计较，我们就会切实地感受到这种高度理性的游戏本色。甚至我们可以说，有些哲学论述是不可翻译的，因为它赋予语言的理性思维的工具功能远远大于语言作为传播工具的功能。当语言彻底成为理性逻辑建筑（不论是否是有精神目的）的砖块，在语言叙述中完成的哲学学说，当然也只能隔绝于人类生存现实之外，被搁置于少数哲学家头脑中的象牙塔中。

意欲彻底摆脱理性思维的封闭性的努力，在西方也不乏人在，阐释学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力图以开放的阐释代替体系的建设。但阐释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性语言对应现实的效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说（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在被语言叙说（使用），阐释最终完成的结果未必是阐释的目的或能带来实践方案的对现实世界的现实认识，而极有可能又是一场理性概念的理性远游，说穿了是一场理性思维模式中语言的阴谋。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本体—阐释”的原则，依然固守着传统理性的“本体”观念和本、客对立的视点，它必定把对世界的认识重新拉回到传统理性不可破读的牢结中去。

即使是虚无主义，依然无法摆脱权力理性的控制，甚至成为理性主义最后的、也是最安全的避难所。当虚无主义者大叫“虚无”、“悖论”“荒谬”、“痛苦”的同时，我们发现他们的“虚无”是对理性无法建立世界普遍秩序的慨叹。他们的“悖论”、“荒谬”是感到一条理性路线与另一条理性路线或者同一理性路线的不同起点方向交结而不能容通后狭隘的、概念化的悲哀。虚无正是理性者固执于理性的结果，对于世界现实来说，虚无本身就是虚置的概念。

完结理性权力的正是理性自己。

三、东方迷信与东方性的局限

借助东方传统哲学建立新哲学的努力，似乎正在成为哲学界的一种潮流。事实上，这种尝试从上世纪上半叶即已开始。无论海德格尔等人和道学的关系到底如何，无论他们是主动地探讨“道”与新哲学的可能性，还是被迫躲进“道”的理念里以回避理性对自家学说的苛刻检验，他们至少把目光转向了东方。

而此后，易学在北美等地受到关注。一时间，易学与现代数学、科学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在《易》的混沌的语言叙述中，学者们似乎还看到了认识世界的思维新途径与使用语言的新的方案，看到了解决理性单向性的可能性。

东方尤其是汉文化圈内对于儒学的改造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面对着百余年来，彼强我弱、国力凋敝的现实，儒学的最初改造甚至带有被动的，在西方世界面前表明自己与之平等性的色彩，其所对应的是西方理性传统。五四以降，梁漱溟率先论述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题，在普遍的批判传统的潮流中，第一个将东西文化平等地并列起来，并探讨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性。熊十力提出“新唯识论”，用唯识的细密知识论来对应西方的理性系统，而后又在批判唯识论的基础上，讨论大易生生本体的儒学本体论，以图重建儒学的形而上学。20世纪50年代后，港台学界掀起的新一轮新儒浪潮继续秉承以理释儒的思想。唐君毅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解释人生的体验，在此基础上，严密地论证中国良知与道德心的本体性；牟宗三则依据康德的知识论，建立知性主体，但他反对康德的道德神学，而特别放大了中国哲学中人的无限性的观念，据此开出实践方案，即通过践旅修养工夫，把人的无限性心（道德）呈现出来。

这些努力的共同点是借西方哲学已有成果，力图将儒学纳入到理性哲学框架中。在争取文化间的平等交流的可能性上，他们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他们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瞬间体验了西方哲学数千年的理性历程，对于建设中国新哲学观，这种历练无疑是有益的。但显然，要达到理性所要求的圆教体系，这些努力都没能做到。唐君毅在其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提出了“性情形而上学”，并希望一切哲学在人心的性灵层次上达到相互通融，以确立世界多元的可能，但问题是“性情”本身并非理性，不具备营建形而上体系的自身动力（力量）和途径，因之如何借用外在的理性建筑非理性的“性情”的形而上结构并使之符合理性的严密要求就成为问题，故此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唐先生没能给出答案。而牟宗三学说中儒家的道德论与理性的连结也显得牵强甚至多余，这种连结自身就难以得到理性的认同。正如梁燕城先生对其学说的评价：

这是从实践修养中使本真直觉起现，并不须预设牟宗三所谓的“智的直觉”，也不须预设所谓“人是有限而可无限”这类非中国哲学原典所有之吊诡概念，更不须预设一个形而上的“无限心”。这一切预设既无根据，又不能实践证成，因为根本就无任何实践途径指示，可证成所谓无限心，这只是一些空概念，其功能引发人自我无限化的情识，却无解决实践上如何发而皆中节的问题。梁燕城《破晓年代》（P106），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并非没有理性化的经历与尝试。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学术自觉走向理性的历史。儒学从最初的具有浓郁自然伦理与贵族政治色彩的学说，经孟子、荀子强化其人本精神，并与先秦诸家融会，再经董仲舒、洗礼魏晋以降的理性玄思，到朱熹已基本完成了“仁”学的形而上体系。与之相互呼应的是中国古典思维的理性进程。中国历史上，每当学术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形成模式桎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场所谓的“古文运动”，正是这重复出现的“古文运动”，推动了古典语言向现代语言演化的进程，并标志了中国古典思维的理性发展。有了这样思维以及语言的发展成果，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就顺理成章地得有基础并获得成果，最终完成了汉文化思维及语言的现代化，使汉文化有了可以与西方思想学术相沟通的思维与语言的可能。

综上所述，五四以来的新儒学探索并没有超出中国历史上儒学理性化发展的范畴。只不过，历史上的儒学形上化是汉文化内部的一种自觉，是一种文化成长的生命需求，而五四以来的儒学改造则是外力作用的一种结果。与其说它是一种学术创造，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间相互沟通的努力。

但无论是儒学自觉的理性发展，还是借助外力的理性重构，都没能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体系。中国文化（或曰汉文化思维）永远不能剔除“道”、“道德”等本体概念的人情色彩，使之彻底抽象为理性建筑合适的基材，以之为起点或终点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建设，也自然无法形成精密的体系和可获证的本源存在。这是中国文化性格所决定的。我们从历史上的儒学理性自觉到今天的新儒学对西方哲学的主动融通中，可以看到，儒学的理性建设方向也是多种的。董仲舒以感应建构的“天人”宇宙、社会体系，朱熹归于“仁”的宇宙本体论，谭嗣同的“仁本”实践论，五四以来唯识论、精神现象学、知识论等西方学说对儒学的渗透等等，无不在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无法彻底理性化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包含着理性体系多种可能的起点。从传统的西方理性来看，前者正是中国文化无可救药的弊病。但当理性的精美体系再也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生活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的时候，这一点又被视为中国文化有着收拾理性废墟，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有人甚至对此达乎执迷的程度。

当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得到回应后，新儒学的建设者也开始反思以西方理性再建儒学的局限。第三代新儒学学者显然要努力回避传统理性模式对儒学的桎梏。借助西方的阐释学成果，这一阶段的儒学建设主要从阐释方法出发。成中英提出的“本体—诠释论”，傅伟勋的“创造诠释学”，杜维明提出的“天人哲学”等等努力都志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起点，建设一种开放、多元的能适应当代世界文化生活的新的哲学，同时这种哲学应具有本体与方法的互动及自醒能力，以杜绝新的独断的形而上学出现。

但与西方诸家阐释学说命运相似，儒学在阐释学中的展开同样遭遇了以下两个问题：1阐释方法在表面上打破了理性体系的封闭性，但由于阐释的方向性，它必定在学说叙述中造成新的阐释封闭；2由于阐释起点与方向的多元性同阐释路线间沟通机制的缺失性并存，在阐释不断丰富的同时，必定造成阐释与阐释间新的隔绝，从这一角度看，阐释是在把世界存在（生活）无限打碎、分割，而不是在融纳沟通。

梁燕城先生对牟宗三哲学的另一段评价，似乎总结出了新儒学的普遍困境，即：

既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又不能沟通西方后现代的哲学问题，其成就的恐怕只是一新的“意府牢结”。梁燕城《破晓年代》（P107），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事实上，在当下备受关注的东方传统思想及其现代发展的努力，仍然是在理性思维下实现的精神历程，或者说东方传统思想所对应的仍然是理性思维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难以从东方文化中找出突破理性密码钥匙的原因。

这种认识也为我们打破现阶段对东方传统的迷信，寻求到可能。中国传统思想（这里，我总是尽量回避用“中国传统哲学”一词，因为“哲学”是在以理性思维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上产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具备纯粹理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思想学说与西方理性意义上的哲学所对应的人类思维历史阶段并不完全一致。就西方理性哲学范畴而论，中国传统思想学说大部分不能称之为“哲学”）所对应的人类思维历史并不是现代历史，而是已逝的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混沌与总体性互为因果的是汉民族原始生存，以理性为方向的古代生存，连同近、现代生存及当下生存的连通一脉的曼延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嵌着许多原始思维的信息，它可能具有当代思想所渴求的多维与互动的特征，但它直接反映的是远离当代生活的原始散离的人类生活，它的相互融通更像是一种对互相认识的无知无求状态，而非当代及未来生活的多元文化在“知”的层次上的沟通与交融。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灵感与启发，以反思和建设我们的当代文化，但它却很难像拾荒者那样，在传统里不费力气地直接拾拣我们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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