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明力量理论

　第一节　德国文明力量理论的产生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的内容

　第三节　文明力量理论所采用的方法

　第四节　评文明力量理论

第二章　文明力量理论形成的背景

　第一节　20世纪后期德国外交框架条件的变化及挑战

　第二节　 德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及要求

　小结

第三章　文明力量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政治哲学

　第二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

　第三节　角色理论

　第四节　 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德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影响

第四章　德国对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化程度

　第一节　德国外交政策是否符合文明力量角色标准

　第二节　文明力量行为体的横向对比

　小结

　第五章　德国外交政策追求国际关系文明化

　第一节　对美政策

　第二节　欧洲政策

　小结

第六章　德国外交政策追求国际关系文明化

　第一节　德国重视发展政策——对东方和南方国家的新政策

　第二节　 德国对华政策——价值观与经济利益

　第三节　 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一致与矛盾

第七章　受文明力量理论影响的德国安全政策

　第一节　德国的安全观

　第二节　德国参加海外军事行动的历史沿革

　小结

第八章　德国对使用军事力量的原则

　第一节　联邦国防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

　第二节　德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小结

第九章　从文明力量到建构力量

　第一节　 实现德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节　建构国际体系

　第三节　建构经济全球化

　第四节　做环保领域的领军国家

　第五节　外交空间的争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第六节　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思考

结论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文明力量理论

第一节　德国文明力量理论的产生

一、 德国对国际政治和本国外交政策的反思与展望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描述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政治特点，“冷战”一词必然最具有代表性，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国际形势，也间接决定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走向。

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的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走向终结。在冷战时期，主要是二战中五个较大的战胜国拥有核武器，这些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苏联解体后，苏联地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增多，加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核力量上的增强，核武器不再是一种强国独有的威慑手段，因此也就不构成强有力的威慑。先前的五个核大国也分为两个等级，美苏是超级大国，其核武器装备足以令任何一国遭遇毁灭性打击，因而应当通过军控和裁军的方式，避免如此沉重的打击发生。而第二等级中的英国、法国和中国则努力成为核大国，试图改变拥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在冷战期间，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解放运动不得不顺应东西方阵营对立的大框架，也即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归属阵营，才能获得两极世界中的一极支持自己的解放和去殖民化运动。因而，解放运动的利益考虑，远远超出了第三世界国家本身的边界，或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界限，而具有了全球维度。Schllgen, Gregor: Was hat der Ost-West-Konflikt in der Weltpolitik bewirkt?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72~74.冷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和发展的框架条件发生了变化，不用再去选择某一个超级大国来做为自己的庇护，此时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面临失去主导、陷入混乱的局面，德国学者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几乎没有生存能力”，Schllgen, Gregor:Was hat der Ost-West-Konflikt in der Weltpolitik bewirkt?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76.需要外界的力量来提供导向和规范，帮助他们实现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在冷战时期基本上是西方工业国家所主导的，东方阵营的国家因为建立了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内部市场，基本上能保证成员国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东方阵营解体后，无论是苏联国家(后为独联体国家)还是东欧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依附于东方阵营的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问题。

冷战期间有很多新的国际组织成立，如华沙条约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是冷战中东西方对立的产物，冷战的终结也使得这些组织解体。但还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等则要在新的条件下考虑，自己在变化了的国际政治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联合国最早是建立在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基础上，二战结束后重点转为如何处置战败国，保证世界和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他所有问题，即便是解决地区性冲突，都被置于首要任务之外。两极格局的终结使得联合国不得不面临新的局势，来考虑自己的特点和新任务。北约建立之初是为了保证西方阵营的安全，在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自东方阵营的威胁不复存在后，北约的任务重心也发生了转移，从防御性转变为进攻性,才导致了1999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发动了空袭。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传统战争和内战增多，传统的强权国家具有了新的轮廓，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复兴。其中，德国的重新统一可以说非常典型地印证了这个发展趋势。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不同的国家，东欧国家忙于分裂之时，德国却实现了统一，不得不令人感觉到一个新的欧洲大国正在崛起。因而，1993年，联合国秘书长曾提出，德国应当完整地参加联合国所有的维和行动，如果说认为国际社会害怕有武器装备的德国士兵，或者按照国家的不同来分配任务，使得德国因为历史原因不能参加维和行动，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Schllgen, Gregor: Was hat der Ost-West-Konflikt in der Weltpolitik bewirkt?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79.这种声音的发出以及其后德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虽然已和两极格局无甚关联，却离不开冷战期间德国融入西方社会的长期努力，离不开德国克服重重疑虑和困难完成的社会文明化过程。

说到社会文明化，应当说德国学者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学者的影响。在1987年保罗·肯尼迪出版了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国力会否因为过度增大军备而衰败的大讨论。随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铁幕”被打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于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引发了各界的讨论，重点议题是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美国及其盟国在未来世界的角色。论文提出，题目中的“终结”只有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终结”并非是西方世界的终结，而是西方世界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主宰的开始。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冲突论》，再度引发各界的热烈讨论，然而，德国学者认为，关于文明冲突的畅销出版物主要是有助于形成一个批判反思的中心，其核心概念和论点并不如前面两位学者论证严密。 

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之间的跨国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冷战结束后，这种紧密的联系仍旧不断发展和深化，参与其中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通讯和信息技术不断革新，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各国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网络：资本、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人力、物品、服务、思想和信息的交流密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Kaiser, Karl: Die neue Weltpolitik: Folgerungen für Deutschlands Rolle,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592.德国各界普遍认为，德国是一个依赖世界市场的出口大国，也是一个繁荣、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直接受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冲击和影响，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和经济体，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的开始。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格（Roman Herzog）曾说，在越来越小的世界里，机会和风险会同等地遍布全球，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Herzog, Roman: Die Globalisierung der deutschen Auenpolitik, in: Vierzig Jahre DGAP, Ansprachen zum 29.Mrz 1995, Bonn 1994, S.8.

鉴于冷战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性增强，德国政府认为应当和伙伴一起共同起到建构作用，维持后冷战时代相互依存的核心，即加强德国和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妥善解决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新成员进入相互依存的网络中来：如“亚洲四小虎”、中欧、中国、拉美和俄罗斯。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必须学会接受德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那一套合作规则和行为方式。因此，“德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动民主制的传播，为德国与当地进行和平外交创造更有利的前提条件。”Czempiel, Ernst Otto: Intervention; Ludger Kühnhardt,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sierung; Kaiser,Karl: Die neue Weltpolitik: Folgerungen für Deutschlands Rolle,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此外，德国还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将自己在地区合作和军备控制上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国家和地区。

全球化公认是一把双刃剑，必然有其弊端，比如国际犯罪的增加，尤其是贩毒、暴恐等问题加剧，只能通过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加以解决。德国政府看到本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即和伙伴一道维护和加强在上述各个领域的政府间合作，推进国际关系的文明化，逐渐消除无政府状态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生态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工业国家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实施生态转型Dieren,Wourter van: Mit der Natur rechnen.Der neue Club-of-Rome-Bericht, Basel-Boston-Berlin, 1995.，而转型离不开资源的转让和国际规范的建立，机制化的制裁措施是贯彻落实规范的必然手段。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单凭德国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全球目标，但拥有高度发达的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的德国，在这方面势必能够起到主导作用。

综合起来，德国的外交政策要考虑到三个层面的责任：（1）对于德国社会；（2）对于欧盟；（3）对于全球体系。德国目前重新回归到大国的行列，而大国并不仅仅是利益既得者——和小国不同——更是国际政治的建构者和承担者。Kaiser, Karl: Die neue Weltpolitik: Folgerungen für Deutschlands Rolle,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602.这三点为统一后德国的国家角色进行了初步限定。德国力图以这种角色在西方世界中为改变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推进国际社会的文明化贡献力量，并且主要采用外交手段、预防性危机处理、经济支持或者民主促进手段来阻碍冲突的升级和武装暴力行动，在必要时也不会完全排除使用军事手段。不过，若是对违反国际法和违背人权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机构。德国学者凯泽教授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应分别是世界各地区的大国，能够比较好地代表世界各国，从这个角度而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扩大，如吸纳德国、日本、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Kaiser, Karl: Die stndige Mitgliedschaft im Sicherheitsrat.Ein berechtigtes Ziel deutscher Auenpolitik, in: Europa-Archiv, 48(1993)19, S. 541~552.这个观点十分有代表性，无论是德国政界还是学界，对于德国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基本都持有正面态度。在联合国际力量处理国际冲突和争端时，如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德国作为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十分积极地同常任理事国一道，谋求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德国学者毛尔教授则认为，新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以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即参与国际互动的主体越来越多，不光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民族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市场和跨国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预见到，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并不来自于文明的冲突，而是来自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化圈之间的冲突。只有当民族国家建构国际关系的能力通过国际合作和文化融合得到有效增强，才可能在冲突中居于有利地位。Maull, Hanns W.: Welche Akteure beeinflussen die Weltpolitik?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369~381.一方面，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存在国际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具有社会权威和认同的最重要主体，是积极协调各种社会要求的中间人。因此，在文明力量理论提出之初，研究对象主要是德国、日本等民族国家，在发展中才逐渐推及到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行为体之上。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联邦德国就开始努力缓和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先行者。德国统一之后，在曾经社会主义占据主导的地方实现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在德国学者眼中，这原本是一种“幸运”Hacke, Christian: Die groen Mchte, in: 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383~403.。可这种幸运很快就被担心所取代：重新统一的德国究竟应当在欧洲和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德国自二战后一直坚持的睦邻友好、和平外交政策已经不足以使德国和其盟友一道应对军事手段带来的动荡局面，无法维护和平、稳定和安全。而且不光是德国，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使用武力的兴趣和意愿都大大降低。

1989/1890的剧变之后，单纯贸易立国的形式已经无法应对文明、意识形态、军事力量带来的新的威胁。经济强国如果没有政治意愿和军事意愿来维持或重建法治、和平、秩序，将会逆时代朝流而行。哈克（Hacke）教授认为，没有军事力量和决心，西欧无法成为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力的力量，他提出，“人们常常忘记德国在1990年10月3日之前就已成为一个欧洲大国，而不是自统一之后……问题是如何利用我们的机会。作为一个大国并不意味着走祖辈的老路……然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德国在未来一定能够参与世界建构，而且必须参与世界建构……德国外交政策建构世界的意愿过于微弱。”Hacke,Christian: Die groen Mchte,,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383~403..这种观点意味着， 德国尽管不会选择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但也不应当妄自菲薄，低估自身作为一个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德国应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参与到国际关系的建构中。因而，文明力量理论提出的战略目标——用文明力量手段来实现国际关系文明化，可以看作是德国外交政策对于建构世界的意愿表达。此时，这种意愿更多地着眼于目标和手段的“文明”特质，建构意愿还受到克制文化的较强束缚。

在实现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时，对于是否应当采用军事手段，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时代的变化使得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变成了社会为主导的世界，社会的需求和对政治体制的要求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减少和内战的增多。 Czempiel, Ernst-Otto: Auenpolitik für das 21.Jahrhundert, Verlag C.H.Beck München,1999, S.245.不过，武力仍旧具有摧毁一切的功能，但在内战中失去了其在战争中的意义，并不能带来尽如人意的结果。一种观点是，必须采取措施预防武力冲突，而不是一味地用武力去制止武力。在军事手段的使用方面，德国人谨慎地秉承克制文化，联邦国防军在海外军事行动中主要负责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其行动范围也超出了人道主义救援的界限，在国际国内引起了激烈讨论。

2005年联合国提出了“保护的责任”后，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变得更加明显。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了“主权作为责任”的原则，主权不再完全保护各国免受外来干涉，国际社会有责任用适当的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手段保护一国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如果一个国家无法保护其人民，国际社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保护责任》，http://www.un.org/zh/preventgenocide/adviser/responsibility.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4月4日。德国军队参与海外军事作战行动，是否与国内政治文化相违背，是否代表了德国参与世界建构的更强烈意愿，都值得结合相关的外交理论加以考察。

在德国学者眼中，中国军事力量强大，经济发展迅速，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视双边外交多于多边合作。鉴于中国的崛起发生在苏联解体、美国实力受到冲击的背景之下，德国学者如哈克教授认为应当把中国纳入到全球责任政策中来，才能更好地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国，在全球性的问题上进行共同合作的意识还十分薄弱，Hacke, Christian: Die groen Mchte,, in:Karl Kaiser/Hans-Peter Schwarz (Hrsg.), Weltpolitik im neuen Jahrhunder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0, S.383~403.需要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取得较大进展。在此积极观点之外，德国各界也不乏“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无论采取何种态度，中国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是德国外交政策不可回避的议题。文明力量理论也对德国对华立场和政策给出自己的方案。

二、 关于文明力量理论的十四条论点

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系的毛尔教授于1992年在《欧洲文献》（Europa Archiv）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文明力量德国——对德国的新外策提出的十四条论点》，勾勒出了文明力量理论的雏形。

毛尔教授看到了技术革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演变的根本动力，及其给传统政治结构带来的巨大挑战，认为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核心行为体的地位会逐渐改变，必然面临着质性的转型。在这种框架条件下，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不仅要重视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也要重视国际组织的功能与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了关于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十四条论点：

一、外交政策讨论的全部内容，国际政治的观察视角都需要经过批判性的检验。在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中，国际政治的视角需要新思维，需要批判性的审视。

二、从原则上应当不以国际政治中量化的固有规律为出发点，而是正好相反，从其政治领域的完整性出发。一国的内政和外交不应再被割裂为不同领域，而是交织在一起，二者应对共同的挑战。

三、国际政治的文明化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不仅仅是现实的任务，也是事关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

四、国际政治文明化的进程要由“文明力量”来推动，即对国际关系过程施加某种形式的影响，并有其特定的目标——控制有组织的武力使用，社会关系的合法化，发展参与决策机制的形式，解决冲突的机制化，以及实现社会公正。

五、文明力量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取决于特殊条件。这些条件既基于对建设军事力量的现实预计，也基于对文明力量的规范性要求。

六、国际规范和决策用军事方式实现，并不是实施集体强制措施的唯一方式，而是最夸张的方式。

七、文明力量建设国际政治的实施空间主要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消除发展落后提供有效帮助。

八、“文明力量”在国际政治文明化过程中通过使用“文明手段”起着重要作用。即带有特定外交行为特征的行为主体，尤其适合推动国际政治的文明化过程。而中国在参照此角色标准后显现为“文明力量”角色的“反论点”（Antithese）。

九、要符合“文明力量”角色需要满足历史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国内政治的前提条件，包括如下几点：

a.国内政治成功的文明化，即稳定的民主系统、法治国家、有保障的基本权利、参与政治决策的形式；

b.物质富裕作为民主制度稳定的基本前提条件；

c.历史形成的学习能力，通过部分转让主权，以“贸易国家”意义上的国际分工为导向的，植根于国家对相互依赖的内化而造成国际政治的“后现代”形式的效应。

十、德国到目前为止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明力量”的角色理想。

十一、未来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认识应该是，德国未来的国家利益只能在上述“文明化了的”国际秩序中得到保证。

十二、 德国在过去已经为国际政治文明化创造了重要前提，即决定采取新的、面向合作的全面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十三、 国际政治文明化的机遇在于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发展前景。

十四、 仅仅用经济刺激和制裁的手段自然无法实现国际秩序的文明化。此外，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还存在着传统的安全政策风险和威胁；在未来，这些风险涉及欧洲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被排除。因此，“文明力量”并不能完全放弃军事手段。Maull, Hanns W.: Zivilmach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ierzehn Thesen für eine neue deutsche Auenpolitik, in: Europa Archiv, 10/1992, S.269~278.

这些论点中的核心概念是与“军事力量”相对而言的非军事的“文明力量”，它既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国家角色，作为德国国际角色的理想目标；也代表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而“文明力量”的使命则在于追求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完成这一使命的机遇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的发展——并且是按照特定的价值观和理念发展。毛尔坚信共有价值和规范的力量，认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若能接受共同价值和规范，将会减少种族和民族冲突，消除地区紧张和冲突的根源。

从这十四条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力量理论对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的观察视角——从整体的、批判性的审视出发，倡导建设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规范机制，在共识的基础上减少国际冲突，用文明的（和平的、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来实现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目标。文明力量既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也是运用手段实现目标的行为体，能够成为这类行为体的国家必须符合经济发达、议会民主制度成熟等标准，这个标准使得文明力量角色的扮演者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站在文明力量角色的对立面，并且这类行为体需要由德国的外交和影响力来促进发展，使之也接受文明力量所奉行的价值体系和机制。这篇论文无疑奠定了文明力量理论的基石，其后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在此框架内，结合德国外交政策实践对理论假设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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