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一、选题缘起

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一、六个视角

二、对既有研究的述评

  第三节  研究工具与研究思路

一、研究工具

二、研究思路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一、研究方法

二、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  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概述

  第一节  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困境

一、既有制度的演变

二、既有制度的困境

三、既有制度遭遇困境的原因

  第二节  制度中农民工话语的缺失

一、制度与前置观念

二、两个正反典型案例

三、农民工表达的障碍

第二章  自媒体时代的农民工群体

  第一节  自媒体与农民工更替的巧合

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

二、农民工的代际变迁

  第二节  自媒体与农民工更替的结合

一、农民工掌握自媒体的进程

二、自媒体对农民工的多重功能

第三章  农民工的自媒体维权

  第一节  从前自媒体到自媒体时代维权

一、前自媒体时代维权

二、自媒体时代维权

  第二节  自媒体维权的成功经验总结

一、自媒体维权的突出特征

二、获得了维权表达工具

三、更新了协商解决途径

第四章  农民工自媒体维权表达的过程

  第一节  自媒体维权表达的展开

一、网络民意表达的兴起

二、自媒体维权表达的步骤

三、自媒体维权表达的控制

  第二节  自媒体维权表达的观念后果

一、引发制度前置观念制衡

二、前置观念制衡的强化趋势

……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一个庞大的、身份特殊的弱势群体，对此常见的、基本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复杂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下述评价较具代表性，即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无疑处在“边缘”的地位上，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因此如何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就成为当今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之一。虽然一个社会能否被视为是公正的社会，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衡量标准，并且标准间还难免存在着根本冲突，但其中较少争议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社会如何对待该社会中被公认为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由此可见，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并非仅是关系到其自身福祉的改善，还是一个重塑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的道义问题。

一、选题缘起

（一）一个制度尴尬的局面：维权目标与制度手段失配

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在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异常复杂之处，但是该问题并不能说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自从农民工进城以来，其就开始不断拷问着人们的良心，同时也困扰着人们。从该问题的难点看，虽然针对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事实，以及应维护其正当权益的目标而言，“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共识，但真正的考验实在于，如何能够发现并构建出可与该目标相匹配的诸项手段。

诚然，为了能更好地解决、至少是能缓解该难题，人们将主要的精力置于相关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上，不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所涉立法及司法机构，对此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各种中央和地方的政策不断出台，劳动法律法规不断制定或完善，各级司法和执法部门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运动，甚至总理也要介入为农民工讨薪等。通过上述努力，针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不但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而且从制度表层上看，也构建出了一个看似完备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保护体系。

然而，一个人们未曾预料的尴尬局面也同时出现，集中表现在虽然相关制度越来越完备，但人们依旧不难发现，农民工的境遇却并未出现明显的改观，他们依然在各式维权道路上颠沛流离。对这种制度完备与农民工维权窘境间的巨大断裂，有学者称之为制度悖论，并将其成因主要识别为，在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与赋权完全相反的“剥权”的过程。剥权具体表现为，在制度运行的复杂过程中，隐性存在着“去合法性、增大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弱化社会支持”等四种制度连接机制。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如果说，农民工维权需要依赖和利用现行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本身又存在着诸多“内在”问题，那么究竟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尤其是如何发现新的推动者，以及新的推动手段等，无疑属于突破既有制度悖论及其循环不前的关键问题。

（二）一个基本社会现象：农民工拥有了自媒体

概括而言，本书选题从最初的现实根据上看，主要是基于如下一个最常见的中国社会现象，即：“当前，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拥有一部手机。”我们对该现象好奇的是，当农民工和手机，更进一步而言，当农民工与形式多样的自媒体结合在一起，对解决农民工维权难题，究竟会产生如何深远影响？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一方面，作为数以亿计的一个庞大人群，农民工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像自然界的候鸟，既心怀忐忑地劳作在较为陌生的城市，又不无无奈地奔波于城市和乡村间；此外，虽然围绕着该弱势群体，国家制订了大量的保障性制度，但从林林总总的社会现实来看，对其正当权益的维护仍远不容乐观，即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很可能也是如此。然而深入现实去看，却也能发现作为维权者的农民工群体，其自身已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尤其是觉醒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据了该群体的绝大多数。仅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为例，至少出现了以下六点变化：对外出就业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精神需求向期盼得到满足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从农民或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追求涨工资等向体面劳动转变；对维权表达的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等。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第001版。概括而言，对于农民工观念的复杂变化，学界普遍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平等权等权利意识正在不断提升，其可能的现实影响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追求将更为普遍，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将更为频繁，农民工群体的抗争也将被赋予更多激进的色彩。可参考的文献有：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熊易寒：《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文化纵横》2012第1期；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等。

另一方面，不但维权者自身出现了积极变化，而且其所凭依的维权信息工具，也逐渐实现了革命性的自媒体更新。在论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时，人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几乎与世界同步，一并进入到了信息化社会，如果使用传播学的术语，即进入到了自媒体时代。如果说在以个人电脑为硬件的网络时代，因为居所、成本、操作技术等原因，农民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数字鸿沟的限制，那么在智能手机等自媒体日益普及的新趋势下，这道鸿沟无疑已被大大缩小、甚至是逐渐填平。如今，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已经或将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十分便捷地上网、聊天、获得及发布各种信息等，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已经获得了向整个世界学习，并进行公共表达的重要工具。换言之，除了能在单调的打工生活之外增加许多轻松娱乐，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智能手机等自媒体提供的网络交流平台，农民工可以更为便捷、低廉地获取各种维权信息，并可以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因此实质上，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原本理论上的农民工的话语权，今日至少从技术的层面上看，已经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如果将以上两个积极变化综合在一起，就不难或理应提出如下这些问题，即随着上述趋势的不断强化，将会对农民工的维权产生如何的“积极”影响，又将会对现行相关制度，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社会稳定，带来如何的“冲击”等。对这些问题，无疑值得进行必要的前瞻性探讨。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调整研究重点以丰富理论探索视角

在有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上，虽然既有研究不同程度地关注了所涉制度问题，但在研究中一般较为重视对制度实施后果的分析，以及对政策制定者、学界观点的把握，因此体现出“效果论”及“精英化”的明显倾向。本书尝试从一种近于相反的研究视角，对相关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从制度是制定者基于一定的观念进行选择的判断出发，将研究重点调整为对前置观念及其博弈的过程研究；二是从农民工是自身权益的最佳判断者的判断出发，将研究重点调整为对其原生态的权益观念的制度价值的研究。

2.重视客观事实以扩展理论事实基础

虽然从总体上看，本书与学界既有研究存在如下共性，即都非常关注“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积极变化”，为相关制度变革提供现实性的、基础性的事实支撑，但接下来还会面临一个“事实选择”的问题，比如是以更为抽象的、更多主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作为主要的事实基础，还是以更为具体的、更多客观的“农民工掌握自媒体技术”作为主要的事实基础，对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在相对的意义上，实具有不同的“向后”制约性，在上述第二种情形下，或许将能收获更具说服力的一些结论。

3.探寻可行通道以降低理论固有偏见

虽然不难得出，在有关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制度建构中，目前该群体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有限，但是如果明示或暗示地说，这样的一种局面将很难改变，恐怕也属于一种政治偏见或理论偏见。当然，为了能改变既有偏见，在理论上就要去探寻农民工可以实现有效参政的某种可行通道，本书将力求论证存在着这样的一条具备可行性的路径，即：在自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农民工能够如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加入到制度制定之前的观念交锋中，从而可以间接实现对制度的深刻影响。

（二）实践意义

1.促进决策者完善制度的对策价值

对于处在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代中国而言，随着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熟练地运用自媒体新技术，进而必将会产生“从虚拟到现实”的更多的、也更为复杂的政治影响，政策制定者亟须调整既存的“控制”“合作”或“博弈”模式，当然，前提是要尽可能地去理解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谋求手段以及行为模式等。换句话说，对于农民工与政策制定者的双方博弈而言，在农民工群体的政治主体性、维权意识、维权技术手段等，都已经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形下，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观念、决策模式、制度执行模式等，显然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必要调整。

2.提升农民工维权实践的正义价值

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谓是建立在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鼎力支持，甚至是重大利益牺牲的基础之上。如有数据显示，1953-1978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中提取了8000亿左右的巨额资金（即暗税）。李成贵：《历史视野下的国家与农民》，《读书》2010年第4期。对这些历史，虽然今日的农民、农民工或许仍然知之不详，但随着自媒体技术的进一步运用，其得到学习、启蒙及觉醒的趋势，无疑会进一步加强。如果这样的趋势转变为现实，那么该群体很可能会提出历史积欠问题，或者会要求政府施以更多的扶助，即便这样的“激进”要求并未提出，至少其很难容忍现行及未来的“剪刀差”政策，继续对其正当权益予以忽视甚或剥夺。

3.推动中国攻坚改革的示范价值

目前，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三重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自然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政府与民众间亟须寻找并形成最大程度的理性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能否处理好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可以被当作一个“窗口”，用以观察中国未来攻坚改革的走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如果对所谓的“素质不高”的农民工弱势群体，各级政府都能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诚意和努力，另一方面，如果已掌握了自媒体技术的农民工，仍然能够尽可能地保持耐心并进行理性维权，那么其他更为重大的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许也能通过政府和民众间的共同不懈努力，以最终找到各自相应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