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晚清时期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创始

　第一节　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端

　第二节　近代国人自营出版业的兴起

　第三节　《福报》：民间报刊出版业的个案分析

　第四节　报刊出版与清末革命思潮的传播

第二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福建近代出版业的调整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福建出版业

　第二节　各军阀政权对报刊出版业的迫害

　第三节　《福建劝业杂志》与经济报刊的发展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出版传播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

　第一节　国统区报刊出版业的发展

　第二节　福建协和大学等各类学校的出版活动

　第三节　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出版业

　第四节　十九路军驻闽期间的出版活动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近代出版业的繁荣

　第一节　战时省会永安的抗战出版业

　第二节　改进出版社与东南出版社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与永安进步报刊出版业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的战时出版检查与“永安大狱”

　第五节　闽西闽北山区的战时报刊出版业

　第六节　沿海地区的战时报刊出版业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福建近代出版业的衰亡

　第一节　抗战胜利初期福建近代出版业的短暂繁荣

　第二节　革命出版力量的持续壮大

　第三节　福建近代出版业的衰亡

余论　对历史经验的两点思考

附录一　福建近代出版大事记

附录二　近代闽版图书辑录

附录三福建近代报刊辑录

参考文献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

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新闻出版》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是“选择某种精神劳动成果（文字、图像作品等），利用一定的物质载体进行复制以利传播的行为”边春光主编：《出版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出版或出版业可依据出版物的主要类型划分为图书出版业、报纸出版业和杂志出版业三种。出版史研究则是对出版或出版业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衍变规律、社会影响进行叙述与分析，以供借鉴的学科。广而言之，出版史的研究内容涉及图书史、报刊史、编辑史、印刷史和发行史等。

出版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学术规律，出版史的分期，也有其自身的学术标准，与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并不一定吻合。古代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的历史分野，在于出版物的内容、形式和出版印刷技术的历史性变革。王余光先生将古代出版业与近现代出版业表述为“传统出版业”与“新出版业”。参见王余光著：《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绪篇。古代出版业主要出版经史子集和“钦定”“御纂”书籍，宣扬维护皇权统治的封建道德观；而近代出版业在出版物内容上更多地体现在西学书报刊的出版与西学知识的传播，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出现，是出版近代化的重要标志。雕版刻印是古代出版业的技术特点。19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率先将机械印刷技术如石印、铅印等引入中国，是出版近代化体现在技术层面的标志。在装订形式上，古代出版物以卷轴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订方法为特点；而近代出版物则改为平装和精装，这一进程在20世纪初基本完成。排字方式的变迁则稍为滞后，由于英文为从左至右横排，汉字习惯为竖排或从右至左横排，文字交流极为不便。至民国以后，汉字逐渐遵从英文习惯而改为从左至右横排。当然，正如社会发展的近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二历史事件所完成的那样，出版近代化进程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并且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合力”的作用下完成的。出版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关系之上的。概言之，近代出版业既是社会近代化的产物，也是社会近代化的催化剂。

人杰地灵的福建省一直是中国古代出版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五代开始，福建就已有了雕版刻书业。及至两宋，刻书业进入了发达兴盛时期，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规模，刻书地点分布广泛，刻印书籍之数量居全国首位，与浙、蜀成三足鼎立之势。闽北建阳的麻沙一地所刻书籍风行全国，甚至远播南洋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古代印刷出版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元明时期，福建古代出版业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建阳刻书兴盛不衰。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清代中叶，建阳刻书业在走过了近600年的辉煌历程后终于逐渐衰败。但此时，地处闽西山区的四堡（今连城县四堡镇及周边地区）和福州，则应时崛起，取代了建阳刻书业的地位，成为清代南方地区的坊刻中心。

晚清西学东渐，出版业的发展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迫使古代出版业逐渐走向没落。兴起于晚清时期的官书局刻书，成为福建传统刻书业临终前回光返照般的绝响。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正谊堂书局以校刊张伯行的《正谊堂遗书》，并出版养蚕和种桑、种棉等方面的书籍多种，教民种桑、植棉、育蚕、织布。而后，地方政府部门又在福州成立福建官书局，刊印清代皇帝“钦定”“御纂”书籍和各种经史子集，企图以此挽救太平军农民起义后封建文化的日渐没落与衰败。民国时期，除刊印少量方志、私人文集和佛经等书籍外，福建雕版印刷技术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已无影响，但其生命力仍然延续至1958年福州涌泉寺刻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书为止。至此时，福建雕版印刷业已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正是基于福建古代出版业如此辉煌的成就，国内外出版史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集中于此，相关成果卓著。参见吴世灯：《建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4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谢水顺、李珽著《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话》（鹭江出版社1997年版）、方彦寿著《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和林应麟著《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等均为研究福建古代出版业的学术专著。其中《福建古代刻书》一书，对自宋代以来福建刻书的发展历程及政府当局的出版管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史料翔实，评述得当，颇受学术界的好评；《福建书业史》则以书籍发行业为视角，着重研究建本的刊刻及其流布轨迹，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及于民国时期，但仍以雕版刻印为中心，理应纳入古代出版业的范畴。此外，谢水顺、吴世灯、方彦寿、肖东发、曹之等先生关于“建本”的研究论文也常见诸相关的学术刊物。在业已出版的出版印刷史著作中，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著《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张树栋等著《中国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等，对福建古代出版业的辉煌成就无不予以重点介绍。此前，近人对“福建版本”的研究也颇成气候：清叶德辉著《书林清话》对宋代建安余氏刻书、元代建安叶氏刻书予以详细记载；佚名撰民国刻本《福建板本志》载王国维等撰：《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详细记载和考察了福建的刻书源流、规模及发展历史，归纳总结福建刻本的刻印特点及传承流布情况等；民国时期省内学者如张贻惠、王治心、朱维幹等人对福建古代刻书业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也予以高度评价。参见张贻惠：《福建版本在中国文化上之地位》，载《福建文化》第7期；治心：《福建版本史述略》，载《福建文化》第12期；朱维幹：《麻沙书话》，载《福建文化》第28期。

与福建古代出版业研究的繁荣相比，关于福建近代出版业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迄今为止尚无全面论述福建近代出版史的专著面世。在现有的成果中，报刊史类研究专著相对较多，有胡立新、杨恩溥编撰《厦门报业》（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卢元辉著《闽北报业概览》（远方出版社2000年版）、潘群主编《福州新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许清茂、林念生主编《闽南新闻事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徐明新编著《福建新闻史：1645-1949》（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和洪卜仁主编《厦门旧报寻踪》（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图书出版史类著作仅见陈林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福建近代出版史尤其是图书出版史之所以不受学界重视，与相关研究资料匮乏具有直接的关系。究其原因，自然是福建近代出版业相对不发达所致。福建出版业由盛而衰的转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古代出版业采用雕版印刷术，福建多山，盛产适用雕版的榕树；而至近代，机械印刷术取代了雕版印刷术，印刷业原有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其二，古代出版机构以刊刻经史子集和“钦定”“御纂”书籍为主，知识更新的周期极为漫长，虽重山阻隔也无碍福建的印书机构对书籍稿源的需求；而近代出版以西学图书、报刊为主，知识更新的周期极短，福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辐射范围小等特点就明显地成为出版竞争的劣势了。此外，福建内地山区开发迟缓，未曾接受大规模的西学启蒙，出版人才与读者群都未形成气候，也严重影响了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近代也有学者持同样的观点，“海禁既开，旧法印书，已无存在的价值。而新法印书，实较全国为落后，全省之中，没有一比较完善的印刷所。”治心：《福建版本史述略》，载《福建文化》第12期。事实上，除了近代早期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和抗日战争时期永安的进步出版活动外，其他时期的图书出版业一直未能产生足以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影响。

诚然，福建近代出版业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无法与古代出版业相提并论，但是，出版业是一种生产精神产品的产业，其教化功能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福建近代出版业虽然缺乏全国性的影响，但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仍然是主要的新知传播工具。尤其是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对福建社会近代化的推进作用不容否定。因此，福建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价值同样自不待言。

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始，国内区域出版史研究的兴起，对本书的写作也是一种鞭策。在相关的成果中，既有《北京出版史志》和《天津出版史料》等史料辑刊的出版；更有一批专著问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晋冀鲁豫边区出版史（山西部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等相继问世；辛广伟著《台湾出版史》于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朱昌平主编《宁夏新闻出版史存》于200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已涵盖古代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出版史志丛书》，包括《江苏刻书》《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江苏图书编辑史》《江苏报刊编辑史》《江苏图书印刷史》等十余部。广东、湖南、云南等省也推出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报刊史论著面世。相比之下，福建出版史研究已稍显落后，特别是近现代部分，其中的许多领域仍属空白，而且迄今为止仍无全面论述福建近代出版史的学术专著问世。

福建因重山阻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较为松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品质，加上海外侨胞众多，又与台湾一衣带水、血脉相连。因此，福建地方史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历来为省内外学者所重视，学术成果累累。参见汪征鲁“近三十年来福建地方史研究概况”，见汪征鲁主编：《福建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0页。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等省内学术机构更是以包括地方史与闽台关系在内的福建区域研究见长。然而福建近代出版史研究的缺位，却与此形成鲜明的反差。因此，抛砖引玉的念头，遂成为笔者进行此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以政治变迁为研究视角，建立“大出版观”的研究框架，整合现有学术成果，并努力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假若能为业已繁荣的福建地方史研究贡献一份微末的力量，能为今后国家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有所裨益，当荣幸之至。然而，受笔者研究能力与史学素养的限制，加上部分史料无法得而见之，本书难免存在疏漏和谬误，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教与谅解。

二、学术史回顾

关于福建近代出版业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的几部专著外，尚有《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福建省志·新闻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福州新闻志·报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庄可庭主编《福州期刊志》（1998年铅印本）和《厦门新闻志》（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等5部史志类著作；此外，则是散见于相关学术报刊或地方史志文集中的论文和来自省内高校的数篇学位论文。

福建是近代早期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他们进行传教的手段，不外乎教育与出版，因此，福建出版近代化进程的开启，应归功于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陈林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一书无疑是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对传教士福建出版活动的开创性工作、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出版活动、福建协和大学的出版活动等，以及各类型图书的出版形态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完整的论述。赵广军的硕士论文《“上帝之笺”：信仰视野中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之研究（1858-1949）》也是相关的研究成果。此外，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卢公明、麦利和、弼来满、打马字等早期来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予以简要的介绍，并辑录了1860年以前他们在福州、厦门所出版的图书目录。遗憾的是该书对1860年以后传教士在福建的书报刊出版活动却只字未提，而实际上传教士后续的出版活动，比如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出版活动、教会报刊的创办等，对福建世俗社会的影响更大。

关于福州美华印书局及其主办者美以美会的出版活动，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李淑仁撰《福州美华印书局简史》和朱峰撰《清季福州美以美会新闻出版业与文化交流》两篇文章。前者对福州美华印书局首次将近代机械印刷技术的历程做出详细的叙述；后者则对福州美华印书局在福建出版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积极的评价。谢必震在《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对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出版活动以及此前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出版工作也做出详细记载，本书对其中之史料与观点也多有引用。对传教士报刊出版活动的个案研究，则有李颖撰《〈闽省会报〉初探》和邓绍根撰《小孩月报：近代“启蒙第一报”》等。研究晚清时期福建民间报刊出版业的成果主要有詹冠群撰《黄乃裳与福建近代报业》和林其锬撰《黄乃裳和他创办的〈福报〉》等。此外，江向东撰《解放前厦门报刊沿革述略》一文则对厦门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进行述论，时间起于晚清时期传教士在厦门的报刊出版活动，终于国民党政府覆灭后民间报刊的消亡。

清末革命获得了出版业在舆论宣传上的支持，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进步报刊革命思想的宣传。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有相关的专论和史料予以记载。刘通撰《记〈建言报〉》是对这一同盟会福建支部机关报的回忆录。刘通本人原是《建言报》的主编之一，所提供的资料应当是翔实可靠的。江向东撰《〈民心〉月刊的政治倾向》是对清末另一重要革命报刊《民心》进行探析的文章。张振玉撰《辛亥革命前后闽人志士与报业》则是综述辛亥革命时期福建革命报刊发展历程的研究论文。黄政撰《福建近代报业史话》是综论五四运动以前福建报刊发展历程的文章，其文不仅对教会报刊的创始和民营报刊的兴起作了系统叙述，而且持论公允，不失为福建近代早期报刊出版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晚清时期，日本势力也开始在闽建立代言机机构，这主要有《闽报》和《全闽新日报》等。相关成果则有毛章清撰写的《日本在华报纸〈闽报〉（1897-1945）考略》和《从〈全闽新日报〉（1907-1945）看近代日本在华南报业的性质》等论文。

关于民国时期福建出版业的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抗战时期永安的进步出版活动上。抗战时期，永安因国民政府将省会内迁于此而成为东南地区抗战的小后方，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学者与中共地下党员纷纷来到这个偏远的山区县从事抗日出版宣传活动，福建一时成为影响东南地区的出版中心。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又以研究报刊出版业者为多。事实上，当时永安的图书出版业也是非常发达的。吴国安与钟健英是其中之主要研究者，他们合作撰写的关于抗战时期福建报刊出版业的系列论文大多刊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这一刊物上，包括《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报刊活动述评》《黎烈文在福建的办刊活动及其成就》《论厦门地方抗日救亡报刊发展的历史轨迹》《论抗战时期福州报刊的救亡活动及其历史意义》《论闽中抗日报刊的发展与其特色》《论闽北抗日报刊的文化和特点》《漳州抗日报刊的活动和特点》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对吴、钟两位学者散布于各篇文章中的学术观点与史料多有引用与参见。此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何池撰《抗日战争时期福建进步报刊出版活动管窥》、李瑞良撰《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出版活动》、郑霄阳等撰《抗战时期永安进步出版物述略》、官大梁撰《黎烈文与改进出版社》、赵家欣撰《燕江风雨：回忆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康化夷撰《黎烈文与改进出版社》、任远撰《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等。邱文生主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是关于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事业的史料集，其中包括部分出版史料。上述论著致力于对抗战时期永安进步出版业的状况进行客观翔实的介绍，为揭开福建近代出版史上最为繁荣的一页做出了贡献。

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福建近代出版业，研究成果相对薄弱。吴国安与钟健英仍是其中出力最勤者，合撰的论文有《五四运动前后福建报刊的兴起与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青年报刊活动的特点及经验》《二战时期厦门党组织的报刊活动及其经验教训》《二战时期福建党组织的报刊活动探析》《十九路军驻闽期间的报刊活动及其特色》《解放战争时期福州进步报刊活动的恢复与发展》等。刘正英撰《20年代厦门进步报刊概述》则对五四运动之后厦门进步报刊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述论。此外，研究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业的成果，还有郑霄阳、吴娟撰《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红色出版物述略》和陈林撰《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等。万平近主编《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也收集了该领域的部分出版史料。

1915年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既是近代福建的教育重镇，同时也是近代福建重要的出版主体。关于福建协和大学的出版活动，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国安、钟健英撰《福建协和大学的报刊活动及其文化贡献》、陈林撰《福建教会大学出版活动探析：以福建协和大学为例》和剑诚、郭天撰《评协大学生创办的〈闽潮〉周刊》等。

综观福建近代出版史的研究，既有上述之成绩，也有不足之处。笔者以为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成果偏少。业已完成的福建地方出版史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建本”的研究上，关于近代出版业的研究则颇显寂寥，现有的成果远不足以揭示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全貌，而且沟通古代与近代、兼论图书与报刊的通史类著作仍未面世。其二，研究领域不够开阔。当前的成果以近代民间报刊、革命报刊的研究为主，官办报刊史、图书出版史、编辑史、发行史、印刷史和出版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很薄弱，甚至存在许多学术研究的空白点。其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数论著以史事的叙述和史料的梳理为主，未能对出版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剖析，也缺乏综合运用学术研究的各种科学方法和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维研究视角。

三、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其一，本书所指的“出版业”，既包括图书出版业，也包括报刊出版业，同时兼及书刊印刷技术的变迁。这种研究框架与近代以来人们对“出版”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出版法》就明确规定：“凡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杂志出版社1953年版，第331页。对“出版”在法律上的如上释义，除个别文字有所差异外，之前的晚清政府和之后的历届国民党政府均如此表述。基于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形态，无论从出版机构的数量还是出版物的社会影响上看，报刊出版业皆发达于图书出版业，由此报刊的发展轨迹以及社会影响自然也就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

毫无疑问，报刊作为出版物的一种类型，与图书的差异主要在于外在形态而非内容及其社会功能。报刊史自然也是出版史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国内新闻学与出版学的人为割裂，报刊史往往被等同于新闻史，而图书史则被视为出版史，二者内在的共性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事实上，这种态度将会直接阻碍我们对出版史的全面审视。

“报刊”是报纸与期刊的总称。近代早期的报纸与期刊在外部形态与出版周期上并不作区分；从出版物的内容上看，新闻只是报刊内容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西学知识的普及、先进思想的传播与文学艺术的交流等等，不是新闻就能加以概括的。戈公振尝云：“自报纸外观上言之：最初报纸之形式，无论每月出版，或二日以上，几一致为书本式，即以大张发行者，亦分页可以裁订。至光绪末叶，日报尚多如此。盖当时报纸之内容，新闻少而文艺多，直与书籍无异。故报纸常再版出售，而不闻有明日黄花之讥。”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54页。民国以后，报纸与期刊在外在形态上的区分逐渐显然。种数较报纸更多的期刊，作为知识传播的一种载体，更是偏离了新闻报道的轨道。在业已出版的新闻史研究著作中，期刊的地位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由此而留下的学术空间，无疑是出版史研究所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若单从新闻的角度研究报刊史，势必不能全面揭示报刊在社会发展与变革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因此，兼顾图书与报刊的出版，是当前许多出版史著作的写作模式，也是本书的方法。

其二，在时间跨度上，本书之叙述起于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迄于国民党政府结束在福建的统治后民间出版业的消亡，历经晚清、民国两个历史阶段的百余年。

这样的研究视界，是基于福建近代出版业之形态特征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一方面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形式以及出版技术层面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影响出版活动的社会制度层面。关于前者，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是体现于出版物中的主要内容特征；新闻报刊的出现是近代出版业的形式特征；而由传教士引入的石印、铅印等新型印刷技术则是体现在技术层面的主要特征。考察上述三个层面可知，福建近代出版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乃一脉相承，并未发生重大变革。关于后者，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出版业的兴衰与政府当局的出版管理制度及其实践有着莫大的关系。晚清时期与民国时期，虽然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同为专制制度下，政府的出版管理模式与出版业的形态结构却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均承认民间出版主体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以种种严厉的手段查禁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出版物，残酷迫害政治立场与政府当局相左的作者与出版人士。这使得始自晚清时期的福建近代出版业存在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民间出版业尤其是革命的反政府出版主体始终在出版钳制与反钳制的斗争中求生存与发展，直至近代专制政权的消亡。至于福建近代出版业与现代出版业之历史分野，尽管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出版物的外在形式与出版印刷技术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物的内容与出版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同样足以使我们在二者之间划出界线时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因此，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始自晚清时期传教士在福建的西学书刊出版活动，终于国民党政府覆灭后，民间出版业的消亡而新型公有制出版业建立之时为止，百年出版发展史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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