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初识乡城移民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第二节　乡城移民在城市建构可持续生计的必要性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概览

　第二章　乡城移民及国际移民融入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乡城迁移理论及乡城移民模式综述

　　第二节　国外移民融入东道国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第二编　乡城移民生计

　第三章　中国乡城移民在城市的生计及融入城市现状

　　第一节　乡城移民在城市的贫困

　　第二节　乡城移民融入城市的内涵、标志及指标体系

　　第三节　个案访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计状况

　第四章　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的生计资本框架

　　第一节　生计资本的内涵

　　第二节　乡城移民的生计资本现状分析

　　第三节　乡城移民生计资本积累的路径

　　第四节　生计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的机制

第三编　生计资本提升

　第五章　城乡一体化下的城市就业服务体系：助推生计资本水平提升

　　第一节　城乡一体化下的就业服务体系内涵

　　第二节　新加坡就业服务的实践及启示

　　第三节　区域调研：天津市就业服务体系现状、问题、成因

　　第四节　天津市就业服务体系的可行框架及就业保障措施

　第六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中的作用

　　第一节　职业教育和培训概览

　　第二节　职业教育和培训改善乡城移民生计资本束的机理

　第七章　区域鸟瞰：天津滨海新区乡城移民的生计资本积累

　　第一节　滨海新区技能型人才供需现状及趋势分析

　　第二节　滨海新区乡城移民职业培训现状及问题

　　第三节　典型国家职业教育嵌入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

　　第四节　三元主体的乡城移民职业培训机制

　　第五节　滨海新区乡城移民技能转型与提升的路径及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附件1乡城移民调查问卷

附件2《关于乡城移民在城市生计状况的调研报告》

后记

致谢

第一章　绪    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市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中国城市化率从30%跃升到50%仅用了15年，而全世界同样的城市化率提升则用了50年（魏后凯，2013）。伴随着高速城市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自愿或者被迫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向从事非农业生产。据统计，伴随着高速城市化，在“十二五”期间，仍有近4500万农民要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

然而，伴随着统计意义上的高速城市化的是日益积累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压力。农民在生产方式上离开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在居住方式上从平房住进了楼房。上述生产生活方式在形式上的转变均不代表乡城移民已经完全转化为市民，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全面融入才意味着他们正式转变为现代市民。经济上的融入是乡城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前提，而实现经济融入的第一块敲门砖即获得稳定高质量的就业。然而，现有乡城移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工作福利水平偏低，无法建构扎根城市的经济基础，甚至大部分人在城市陷入贫困或长期暴露于风险中，加大了城市贫困治理的负担。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势必引发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被非农产业吸纳的前提是拥有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培训为技能型人才，促进他们在城市实现体面就业，获得融入城市的基石和第一块敲门砖，进而能在城市建构可持续生计。由此，既促进了乡城移民市民化，又满足了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从业者的需求，同时助推了城乡人力资源一体化乃至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诠释城乡一体化

城市化发展进程是分阶段推进的，城市化发展的一般历史脉络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其中，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城乡一体化思想萌芽于19世纪末，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通过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来保障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便利。中国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衍生出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城乡一体化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有机整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最后彻底消除城乡差别，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实现城乡共享（周加来，2001）。

二、可持续生计的内涵

（一）可持续生计的定义

Chambers和Conway（1992）将生计定义为一种“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的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而“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它从一开始就是要维系或提高资源的生产力，保证对资产、资源及收入活动的拥有和获得，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的需求。这反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共识：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生产问题，而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消除贫困的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其中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峰会的《行动计划》第3章重点论述了上述问题，将其置于消除贫困的框架之内，而《哥本哈根宣言》的第3项承诺：“使充分就业作为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UN，1995)。199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将生产性就业和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Iivelihoods）作为其第35届会议的首选议题，研讨了就业在政策制定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资源的利用率与工作/就业的质量问题（Jonathan Gilman，2000）。

“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资产是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可持续的发展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的相关决策能力（成得礼，2008）。助推乡城移民市民化的可持续生计应具有延续性、发展性和正义性的特点。其一，时间上的永续性。要求当前的状态能够延伸到未来且在未来有发展变化的能力。其二，发展性。发展性是可持续生计的根本，只有被征地农民的生计能随着城市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其生活水平提高和生存状态的维持才有可能性。其三，正义性。只有被征地农民的生计是可持续的，才能实现农民对城镇化成果的分享，也是社会发展对其贡献的肯定。

（二）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

1英国国际发展机构的DFID模型

在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各种分析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机构（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DFID模型较为典型。该框架以贫困农户为中心，将维持其生计可运用的五类资本，即人力资本（H）、自然资本（N）、社会资本（S）、物质资本（P）、金融资本（F）组合构成一个“生计五边形”（如图1-1所示）。国内学者成得礼（2008）将该框架用在对城中村的分析中，并演绎出适合于该群体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可持续分析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战略和生计输出5个部分组成，这些组成成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箭头表示的只是一个组分影响另一个组分的一些最重要的情形。但这些箭头不表示从属关系或因果关系。这些关系主要表现在：在脆弱性背景下的冲击、趋势以及季节性既可以创造资本又可以毁坏资本；政府机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物化资本）、技术革新（人力资本）以及制度的建设（社会资本）也是创造资本的过程；政策和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对资源的拥有和响应的程度以及对不同生计战略的反馈程度；拥有较多资本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并有能力运用一些政策措施确保他们的生计安全（Kollmair M，Gamper St；2002）；人们取得幸福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资产的拥有程度，不同的资产组合可以达到不同的生计结果（苏芳，徐中民，尚海洋；2009）。

图1-1可持续生计框架示意图

可持续性农户生计框架把农户看作在一个脆弱性的背景中生存或谋生的对象，在其中他们可以使用一定的资本。同时，这种环境也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资本配置与使用的方式，以实现预期的成果并满足他们的生计目标。也就是说，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就的脆弱性环境中，在资本与政策、制度相互影响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本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产，影响资产的性质和状况（苏芳，徐中民，尚海洋；2009）。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对可持续生计的研究

UNDP试图通过探讨穷人所拥有的资产来对发展进行重新定义，把对发展的思考引向支持个体的男性和妇女的才能、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了解人们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创造可能的环境让人们可以运用自身能力、实现潜能并最终得到发展。UNDP的可持续性生计途径的目标旨在推动一种整体的发展观，其中涉及收入、自然资源的管理、赋权、使用合适的工具、金融服务等方面。虽然这种途径的单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新的内容，但是当这些因素协同作用时就会比其他的发展方法更为有效（Lasse Krantz，2001；苏芳、徐中民、尚海洋，2009）。

3CARE的农户生计安全框架

CARE所使用的生计安全定义与DFID的可持续性生计小组达成的定义非常相像。它认为生计包括能力、资产（储备、资源、所有权和可获得性途径）和某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该定义包含3个基本属性：其一，个人能力的具备（如教育、技能、健康、心理倾向）；其二，对可见和不可见资产的可获得性；其三，存在的经济活动。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一个农户所追求的生计策略，它们处于CARE生计安全框架的中心。CARE框架以家庭为焦点，与以往框架所不同的是物质环境和自然环境在这个框架中的作用，农户能够直接控制的资源基础（家庭资产）与在社区中通过成员资格所确定的资源基础（公共资产）之间是有差别的。CARE的生计框架把农户作为分析的单元，同时强调关注家庭内部的性别和生育关系，分析儿童、妇女、男性和老人在社会中的作用（Frankenberger T D，Maxwell M；2000）。

（三）乡城移民在城市的可持续生计

可持续生计最初是针对消除农户贫困问题提出来的。本研究借用此概念分析中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城移民在城市的生计问题。中国的乡城移民或者在城市陷入贫困，或者在长期中暴露于风险中（如被征地农民），通过建构可持续生计，可消除该群体在城市的贫困并防范未来贫困化的风险，促进农民市民化，助推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非农产业转移，满足产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需求，消除结构性失业，同时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丰富城市化的内涵。

中国乡城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是在多年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脆弱性背景下，在制度和政策尚不健全完善的时段中提出的，指他们在城市的体面、可持续、幸福的生存问题。资产是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的核心与根本，包括外在的金融资产和/或物质资本等外在的传统资源禀赋，以及个人内在的禀赋（包括知识、技能、社会关系等）。不同的资产组合与配置模式会带来不同的生计模式和生计结果。拥有较多的资产意味着拥有更多选择权并有能力通过配置内外在资源确保自身的生计安全。一方面，较多的资产赋予了乡城移民在环境改变时能通过资产重组迅速重建生计以防范陷入贫困的风险。另一方面，高水平的资产意味着高水平的生计策略安排，能产生高水平的生计结果，从而进一步提升资产的水平、改善资产的性质和状况，形成良性循环以保证生计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

乡城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应具备如下三个特点。其一，时间上的永续性与可代际传递性。生计既是可在当代人经济生命周期内长期持续的，还要能保证子女具备建立可持续生计的可能性。其二，适应性与发展性。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可持续生计应能赋予乡城移民不断适应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获得不断发展的能力，从而获得较好的生计结果和较高的生计水平。其三，公平性与正义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坚持“以农哺工”的发展战略，在获得工业迅速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形成了问题诸多的城乡二元格局，农业、农村、农民长期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助推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使之能获得稳定体面的就业岗位，促进他们融入城市，在城市长期幸福地生活下来，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三、生计资本束的内涵

生计资本水平是决定乡城移民能否融入城市的关键要素，该生计资本框架体系是一个由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组成的资本集合，其中物质资本指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设备等经济资本，非物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向经济资本转化。目前，乡城移民面临着融入城市的历史机遇，但该群体较低的生计资本水平却不足以支撑其融入城市的行为选择。关于生计资本的详细论述见第四章。

第二节  乡城移民在城市建构可持续生计的必要性

一、防范乡城移民在城市的贫困风险

胡永和（2005）认为，发达国家漫长的城市化过程使其有充裕的时间逐渐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应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反之，发展中国家迅速的城市化过程遭遇人口增长率高、人均收入低以及国际移民机会少的局面，使其在城市化中遇到了发达国家未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贫困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经济学家约翰·哈里斯和迈克·托达罗（John RHarris，Michael PTodaro；1970）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会引起新的失业，在二元结构严重的国家，尽管城市存在失业，农村人口在追求高工资工作机会的驱动下仍会不断涌入城市，加深城市贫困的程度。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Martin Ravallion（2001）对39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另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拉丁美洲和东欧有超过1/2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城市，该现象也将会出现在亚洲和非洲。

中国的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是农民城市化的表现形式。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统计并不包括不具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贫困群体（樊坚，2007），故表面看来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并未出现贫困向城市集中的现象（胡永和，2005）。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农地征收中催生的被征地农民在城市的边缘化和贫困化却是不争的事实。龚立新（2006）则将城镇贫困人口分为七类，其中包括流入城镇务工不着或被辞退或无经济收入极端贫困的农民工，是城镇贫困人口的增量。可见，如果将贫困农民工群体和被征地农民统计在内，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对加大城市贫困规模起到了一定作用（骆祚炎，2007）。

贫困的主要表现是低收入，有两种理论或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低收入产生的原因：一种是英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7）的可行能力法，另一种是法国学者拉诺尔（Ren Lenoir，1974）的社会排斥法。阿马蒂亚·森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别，强调贫困是收入与物质缺乏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个体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拉诺尔的社会排斥分析法与可行能力分析法不同，强调贫困状况与群体、社会结构、制度、文化这些外在因素之间的关联，将分析的重点从个体转移到社会关系与制度上。社会排斥丰富了贫困概念的内涵，强调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与物质资源缺乏的状况，而且还包括人的社会需求与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如文化歧视、群体排斥、社会隔离、权利缺乏，等等。

二、乡城移民生计资本禀赋水平偏低

（一）乡城移民城市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本不足

乡城移民在农村的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土地以及依附于土地的各种物质资本及保障，伴随着进城务工的职业和地域空间转换，原本就极为匮乏的物质资本受限于现有土地流转制度，对其在城市积累生存所需的个人资本的贡献几乎为零，亟待通过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将原有农村的物质资本转换为可在城市使用的物质资本，并通过新的制度和政策，赋予该群体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为其在城市累积新的物质资本创造机会、提供路径。

（二）乡城移民城市生存所需的人力资本匮乏

融入城市对促进乡城移民人力资本生成的机制也呼之欲出。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干过农活。相比于父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定位就是未来产业工人的蓄水池，是技能型人才这一人才金字塔底座的“台中台”（张学英，2011），他们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对那40%有过务农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务农所需的人力资本与非农务工岗位需求并不匹配，原有人力资本只能暂时闲置，无法转换为城市非农务工所需的人力资本，对非农务工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几乎为零，甚至最终变成沉没成本，人力资本价值贬损为零。这个群体必须重建人力资本体系才能适应在城市的生存。另外60%缺乏务农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永久迁移到城市的概率更大、意愿更强，但非农务工所需的人力资本有待不断升级。由于缺乏受训资金，并且对岗位人力资本需求的相关信息不明晰，他们通过自我投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较差。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过制度、政策、措施等助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技能型人才，既满足了产业发展所需，也顺利推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乡城移民融入城市所需的社会资本缺乏

社会资本包括微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宏观的社会制度。一方面，离开家乡不仅仅是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也远离了曾经熟悉的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基于农业生产的制度支持。他们往往是依托旧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离开家乡在城市谋得一份差事，也是依托这个同质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不同岗位上辗转。就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的作用而言，与农村相比，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半径和密度在城市严重缩水，其发挥的作用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乡城移民进入城市后，亟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累积异质型的城市社会资本，为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正规部门从业、获得更多生存所需的信息、融入城市社区而积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基于农业生产的制度平台（如国家的惠农政策等）对其在城市务工的帮助微乎其微，同时现有的城市制度环境对乡城移民的友好程度很低，亟待政府的制度支持营造良好的宏观氛围，为其融入城市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给予他们一定存量的宏观社会资本（张学英，2013）。

（四）乡城移民融入城市所需的心理资本贫乏

在城市务工遭遇频繁的失业或岗位变动会使乡城移民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往往会降低其对在城市生存的满意度，进而降低对组织的承诺，表现为一系列行为偏差，再加上现有制度的排斥，造成两栖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游离生存状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并不单纯看重城市务工的工资，更关注就业的稳定性、社会保障、社会价值等，认为除了工作岗位不同，他们同城市白领没有区别，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意愿强烈。如何增强该群体融入城市的信心，需要政府在制度建设上提供与城市制度内居民同等的竞争平台，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减少偏差行为改变旧有形象，以被城市制度内居民接纳。

三、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而言，一方面，快速城市化催生的大量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着融入城市困难；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急需大量技能型人才，结构性失业有常态化趋向。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少量高端人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从外部引进，但处于人才金字塔中低端的大量技能型人才全部依靠引进是不现实的（张学英，2011）。因为存量和新增低技能、无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低，其迁移的距离相对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而言比较短，他们通常选择离家乡较近的区域就业，故理应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劳动力的主力军，若因缺乏技能而失业，便会在区域内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中低端技能人才也是迁移距离较短的人才，也会在离家乡比较近的某个区域范围内选择就业。可见，引进中低端技能人才受迁移距离的制约，最终在区域内部就会出现结构性失业。因此，消除区域内中低端技能人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要立足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迁移距离的约束，重在赋予其职业技能，使之有能力建构城市生存的经济基础，同时为未来进一步提升技能水平奠基。职业教育以培养受教育者职业技能为核心，与其他教育形式比较，对供给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贡献最大；受人力资本水平所限，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最多可以将农村劳动力工作搜寻的市场范围拓展至区域劳动力市场，恰好与区域经济发展对中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匹配。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概览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乡城移民，指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从事农业生产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被征地农民以及新增农村剩余待转移劳动力（也包括有转移意愿的、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在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很难实现体面就业，渴望融入城市但融入能力却比较差。相对于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乡城移民的资本禀赋不算充裕，这加剧了融入城市的难度。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把乡城移民培养培训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之实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体面就业，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通过提升乡城移民的生计资本水平，助推该群体在城市建构可持续生计，消除他们在城市陷入贫困和暴露在贫困风险中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其融入城市，同时也满足了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在实现城乡人力资源一体化的同时，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研究的思维轨迹如图1-2所示。

图1-2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二）研究方法

1综合研究法。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引入可持续生计的概念，界定生计资本的内涵，探讨促进乡城移民在城市实现体面就业、建构可持续生计从而实现市民化的有效路径，促进城乡人力资源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2比较研究法。（1）借鉴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等国际移民融入东道国社会的经验，为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提供实践素材。（2）借鉴新加坡就业服务的经验，提出中国能够助推乡城移民在城市实现体面就业的就业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制度框架。（3）比较分析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职业教育嵌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探讨了职业培训对乡城移民生计建构的作用，提出了三元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

3实地调研法。用问卷调查法调研了乡城移民生计的现状，用个案访谈法和座谈法调研了拥有不同生计资本水平的乡城移民在城市的发展差异，为进一步助推提升生计资本水平提供实践素材。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课题提出的时代背景，诠释了城乡一体化、可持续生计、生计资本三个核心概念的内涵，论证了乡城移民在城市建构可持续生计的必要性，同时阐释了研究对象、思路、内容等。

第二章乡城移民及国际移民融入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了乡城迁移理论，乡城移民模式，国外移民融入东道国社会的理论、测量指标、融入障碍的归因，并分析了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和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融入东道国社会的实践。

第三章中国乡城移民在城市的生计及融入城市现状。分析了乡城移民在城市的贫困问题，融入城市的现状，通过个案访谈了解该群体生计资本差异下的城市融入状态。

第四章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的生计资本框架。阐释了生计资本内涵及框架体系，分析了乡城移民的生计资本现状，探讨了生计资本积累的路径、乡城移民生计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的机制。

第五章城乡一体化下的城市就业服务体系：助推生计资本水平提升。本部分旨在阐释政府在助推乡城移民建构城市可持续生计中不可或缺的责任。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针对中国现有就业服务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下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促进乡城移民获得融入城市的稳定基础。

第六章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乡城移民建构可持续生计中的作用。探讨职业教育在提升青年农民工、农村新增劳动力、存量乡城移民生计资本中的角色定位。针对现存低技能乡城移民转移不彻底、融入城市困难的现状，充分发挥职业培训的作用；依托职业教育培养农村潜在劳动力，并吸引青年农民工回炉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结构，增强其在城市建构可持续生计的能力。

第七章区域鸟瞰：天津滨海新区乡城移民的生计资本积累——以人力资本为例。从职业培训的角度，通过调研天津滨海新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查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促进该群体向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转型存在的问题，阐释成因并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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