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新发现教材——升级我们的教材观

　第一节　语文教材的发展史

　第二节　教师和教材的关系

　第三节　重新发现语文教材

　第四节　单元整体教学

第二章　重新发现课堂——我们该捧出怎样的语文课堂

　第一节　工具和人文并轨

　第二节　个体与整体共赢

　第三节　习作教学，我要这样爱你

　第四节　来点翻转又如何

　第五节　那些美丽的课堂

第三章　重新发现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第一节　课外阅读的那些事儿

　第二节　国学经典，我该如何爱你

　第三节　阅读课请跟我来

　第四节　送你一本《阅读手册》

第四章　重新发现生活——打开经验的世界

　第一节　综合性学习的快乐

　第二节　他们在活动中成长

　第三节　作业设计，不妨试试新思路

　第四节　晒晒那些奇葩的作业

  ……

第一章　重新发现教材——升级我们的教材观

我们很少研究手中的教材，它从哪里来？它该怎么用？

我们很少思考自己和教材的关系，在教学中，它应该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它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和我们、和学生、和课堂，又可以建构一种怎样的关系？

我们总是因循守旧，严格按照所谓的“教参”，严格按照评优课的逻辑一课课地往下教。而实际上，换一种角度看教材，换一种方式来用教材，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第一节语文教材的发展史

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点教育史，学点教育史，才能够知道语文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能知道语文教什么，应该怎么教。把语文学科放在历史之中，就不会有一叶障目或夜郎自大的感觉。然而，对于教材，我们似乎一直很少关注和研究。

我们手中的这本语文书，一直在舆论上处于众矢之的风口浪尖，在操作上又被当作《圣经》，时时处处制约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因此，对教科书发展历程的探索，可以打破教科书的神话，让教科书变得不再神秘，让我们明晰要继承的传统以及应面向的方向。

（一）古代

古文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阶段、进一步的阅读和作文训练阶段。古文教育的读本主要有三种：《四书》《五经》、蒙学读物、文选读本。因为我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读物，所以也没有具备教科书意义的语文教材。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写道：

文章选本，由来很久。专为初学编选的、分量不大而有注释评点的本子，则至宋代而大量出现。流传使用下来的和见于著录的、宋人所编的这类教材，不下十余种……宋代以下，古文评选之风一直很盛，陆续出现了许多这类教材。清代中叶以来，特别流行的是《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和《古文笔法百篇》。

就选文的数量说，可得三类。一类选得很多，在三百篇以上，以至上千篇，如《文章正宗》《古文渊鉴》《唐宋文醇》《古文眉诠》《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分编集评》等。这类选本，一般学塾不直接用作教本，而是由塾师从中挑选若干篇教给学生。一类选得很少，在百篇以下，如《文章轨范》《古文关键》，都只有六十几篇。有的学塾采用这类选本，但是往往再由塾师用别本补充。再一类选文在一百篇以上，三百篇以下，如《古文析义》（二百三十篇），《古文观止》（二百二十二篇），《古文喈凤》（二百零八篇），《古文释义》（一百四十七篇）等。在学塾中流行最广、直接用作教本的，这一类居多。从三类选本流传使用的情况来看，前人似乎有这样的经验：为了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至少要教他们读熟二百来篇古文，再少不够，过多也不必，因为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能力，学生就可以自己去广泛涉猎，不需要由老师一句一篇地来讲了。

就选文的标准和范围说，每种选本当然各有自己的尺度，有的并且有某些偏见。但是有一点看来是共同的，那就是都重视选用历来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名文，至于包罗的广狭，情形就比较复杂，有的从先秦一直选到编者所处的时代或前一代，上述第三类选本大都这样；有的只选或基本上限于唐宋两代，《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文醇》之外，《古文关键》和《文章轨范》也是这样。不论包括的时期长短，在所包括的时期之内，选文的范围又有不同。有的很窄，比如选唐宋文只限于所谓八大家，甚至八家中的几家;有的宽些，八大家之外又加上李翱、孙樵等;有的很宽，象唐的郭子仪，宋的朱松，也各选入一篇，其余作家可以想见。就文章体裁说，多数的以散文为主，少数的把诗歌作为一个方面，如《文章正宗》，还有的也选入一些四六骈体文，如《古文分编集弄》。流行最广的几种本子，选文范围一般比较宽，无论是时代方面或作家方面，都包罗得相当广，但是也不至广到杂的程度，以至把很普通的文章选进去。

就编排的方式说，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按时代先后由古至今编排，同一时期又按作家排列。大部分选本都是这样的。一类是按时代由近及古分段逆溯，每段之中再接由古及近编排，并且兼顾体裁的分别……再一类是先按体裁分作几部分，每部分之内再按时代和作家的次序排列……

张志公先生总结说：

纵观中国古代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教材的主线，主要的教材是“四书五经”，自汉代以来，直至“五四”前期，“四书五经”是传统语文教育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利器”。文选类教材，是为了便捷学生获取功名的一条路径。

（二）近现代

清末，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在教科书编写方面，语文教科书开始孕育和诞生。尤其是随着“西学东渐”，“分科”教学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体系。分科教学的思想促成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特级教师李怀源在《近代小学语文教育的教材与教学》一文中为我们详尽梳理了这一阶段教科书的发展状况：

我国自编的新型教科书，产生于1897年。我国第一部教科书，要算朱树人所编南洋公学出版的三本《蒙学课本》。这套课本有几个特点：它是一元的，既不名其为“国文”“国语”，也不名其为常识或什么社会、自然，而混然名其为《蒙学课本》，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严格分科的痕迹；它虽无语文与常识科目的分野，但究其实质，在编制上大体系属以常识为内容、语文为形式的统一体。

继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后而问世的一部教科书，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俞复、丁宝善编，先后于文澜数据和文明书局出版的另一套《蒙学课本》。该书共分七编，如编者俞复所说：“前三编，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阅读之兴趣，间及地理、历史、物理各科之大端，附入启事便函，逐课配置图画，为今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之具体。第四编，专重德育……为今修身教科之具体。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为学论断之引导。第七编，选史汉通鉴……周秦诸子……以及唐宗迄近代名家论说。此后主编，为今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之具体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此套教科书已经开始按内容分编，以专门的语文内容分编成书，是孕育语文性质教科书的一个新举措。

我国第一套正规化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的《国文》。这套小学国文最新教科书，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9年共18册，供七八岁至十五六岁学生用。《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书中行文以平实活泼为主，间取游戏歌曲启发儿童之兴趣，而隐喻劝诫之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能反映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的情况，内容颇见新意。这些教材有一部分是编者自写，一变过去按现成文章选辑的做法。这套书的每册都还都另撰教授法，按课数编次。

民国初期，教科书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教科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白话文成为教材编写语言。选择了白话文教科书，就选择了教科书面向大众的方向。“当时的白话文教科书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古代优秀作品，尤其是古代的白话小说。”这样的教科书适合学生阅读，为学生接触大量的优秀作品提供了条件。“开始注重语言的训练，加大了阅读的分量。”阅读量的增加是教科书对阅读的物质支持。当时的教科书还存在着儿童文学化的趋势，虽然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合适，但是教科书已经逐渐成为学生喜欢的读物，这是一个事实。

用白话文编写的教科书有利于学生阅读，儿童文学化的教科书学生喜欢阅读。这与古文教材相比，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在民国初版所印的各种国文教科书中，以《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影响最大。这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编印，使用年限最长，重印次数最多。此书内容正如当时教育部审定批词所云：文字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所见事物之处，颇合小学程度。

此外，近代小学语文教材还有一个特点一直为大家所关注和称道，即一些当时在文学、文化界有深远影响的大家，放下身段，亲自参与到教科书的编写和创作中来，将美丽的古文渊源和当时的教育理想完美整合，质量之上乘，旷古绝今。这些课本，直到今天依然被珍藏，一版再版。

（三）当代

1956年，我国进行了汉语、文学分科的教学改革，教科书也随之发生变化。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1956年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写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语文教科书，共12册。初级小学8册教科书除了第一册以外，均采取了分组编写的方法，把每册课文分为若干个组，（即若干个单元），每组课文若干篇，课文内容一般比较接近或类似，有的一组课文后，设有一个综合练习。每册的分组情况略有不同。

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78语文大纲”编写了《全日制十年之小学课本语文（试用本）》。编排方法依然采用分组编排的形式，一册一般安排八九组课文，每组课文后边有基础训练，一组课文试图成为一个基本功训练的整体。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颁布，小学语文教科书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沪教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

虽然各个版本在课文类型上呈现一定的差异，读写结合方式也各不相同，选文差别也很大，同一篇课文，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安排的年级有时也有很大的跨度。但是，也有非常一致的地方。首先，是以“单元”形式呈现，这既给了教学一些可以依仗的抓手，又不自觉地给教学戴上了一条紧箍咒。既依靠它，又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想逃离它，是每个一线教师长期挣扎的东西。第二个一致的地方在于，选文已经远离了古代语文教材选文“重视选用历来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名文”的宗旨，变得比较开放和多元，因此，不同的选文承载的文学上、文化上价值的轻重不同，作用于学生语文素养成长的点也不同，究竟如何踩准，究竟如何判定，这也是放在每一个一线教师面前的挑战。

虽说，“教材只是个例子”，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是物质的基础，是课堂生长的原点。如何摆正教材、学生、课堂之间的关系，是放在每一个教师面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二节教师和教材的关系

2014年，诸多同事在微信圈里转发一篇文章：《对抗语文，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这是《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出版于2010年的一本书的书名。书中批判了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种种谎言、狭隘、落后，声称“教材已经走入死胡同，小改无用”，非推翻了重来不可，因此便从繁忙的文学工作中抽出身来，激扬文字，自编教材。《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的第一、二册已在今年出版。微信圈中旧作的爆红，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作者新书的关注。

同样强烈批判小学语文教材，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破、立之中去的还有“独立教师”郭初阳。2009年，他偕同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掀起一场遍及全国的教材批评风暴，至今未息。2010年，所参与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的出版，和《对抗语文》呈呼应之势，让小语教材一次次成为公共话题；酝酿多年之后，他领衔编写的《新蒙学丛书》也在2014年11月份出版。

叶开、郭初阳等，属于激进的改革派，他们的主张，用叶开先生的话来说，教材“已经走入死胡同，小改无用”。因此，叶先生从文学工作中抽出身来，投入到教育圈中去，激扬文字，自编教材；郭老师从体制内抽出身来，开设“越读馆”，教什么，自己说了算，因此得以“更加贴近真正的语文教学”。

还有一批名师，对教材也有隐约的意见，但是采取的方式是增补、挪移，属于温和的改良派。比如蒋军晶的“群文阅读”，按照某主题，在课外精选多篇文章进行阅读，从而有效弥补教材的先天不足；比如小语新锐“小丑鱼”老师及其团队的“重组教材”之说，响亮地喊出了“我们不生产教材，我们只是教材的搬运工”的口号，把现行教材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梳理。

我们佩服所有改革者勇气与执着，他们的呼喊和努力，推动了一轮又一轮大大小小的教材改革。语文教材的越来越去政治化，越来越贴近儿童和时代，越来越体现“小语姓小”的特色——这是不能被抹杀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待缘何小语教材会反复成为“公共话题”这一现象，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发现：教材的反复被关注，反复被强调，甚至反复被炒作，从某种意义上，正表现了我们对教材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

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教师、学生、家长的眼里，教材一直处于被神圣化、神秘化、权威化的地位：教材中的文章，每一篇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文道合一”“言意兼得”的重任，潜藏着全部语文知识的密码，成了老师教、学生学的全部内容。再加上各级公开课、评优课的噱头，以及“优质课”在教师考核中的权重，教材更被教师有意无意地顶在了头上，成了“业务钻研”的全部对象。勤奋者，甚至会每篇精心解读，寻出起承转合的妙处，找出微言大义的精要，搜出一字千金的妙笔；在此基础上，落实为精心的教学设计，同样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行云流水的节奏，如何导入，如何过渡，如何渲染，如何结束——无不按照艺术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一本薄薄的“教材”，俨然已经成了教师“精心地教”的全部；同样，也一定会成为学生“用心地学”的全部，以及家长“用心关注”的全部。如果真正想要实现承载人文思想、埋伏语言知识、涵养文化情怀的教育理想，那非得把目光从薄薄的教材中，从单篇课文中，从一堂堂孤立的语文课中解放出来；非得让目光与广阔而多变的文化背景相对接，及时充电，随时更新，所有的教育愿景也许才有生长的空间。

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重新解读叶圣陶先生“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阐述，便会更加客观，更加笃定，更加有根有底。既然是“例子”，就可以这样教，那样教；可以精细地教，简略地教，甚至不教；一言以蔽之，“用教材教”。结合大量一线教学实践，我们这样处理与教材的关系：

教材可以是一个“读写的范例”，作为阅读或写作的范例，很多课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学生习得阅读方法、探究写作经验的学习文本。比如苏教版语文第六册中《海底世界》和《恐龙》两课，常常是老师开课的宠儿。课上，必有精美课件，展示海底或侏罗纪时代之奇；必有琅琅书声；必有“总分”构段的写法概括以及写作操练。事实上，第五册《北大荒的秋天》《东方之珠》，第六册第一单元中《美丽的南沙群岛》《庐山的云雾》，均是总分构段，均是辞藻斐然，“课件+美读+写法提炼+现场操练”的课堂模式已经进行过若干次。但是，仅盯住一篇文、一堂课的为“教材”至上的思维方式，往往让教师的目光囿于这些知识碎片，反复炒作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事实上，教材仅仅是一个“范例”而已，只要用得合理，只要学生受益，不妨大胆跳出文本的限制，给出课堂的更多种可能性。《海底世界》和《恐龙》两课，是否可以成为学习“思维导图”的范例？提取每一段的主要信息，并用“气泡图”的方式表现出来。一课为学，一课为练，第三课试着用“气泡图”来完成多篇说明文的快速阅读，渐次掌握一种全新的思维工具——这样的课堂，教材与教学之间，是否更加黏稠而亲密？

教材也可以是一个“阅读的索引”。有些课文，链接着某位有意思的作者，关联着某类有意蕴的主题，包含着某种有意图的写法。这类课文便是一扇窗户，打开它，就仿佛按动了某个钮键，开启了一个神奇而美丽的阅读的宝库。如《我和祖父的园子》学完之后，领着学生去读一读《呼兰河传》，进入萧红坎坷传奇的人生；学习《天鹅的故事》《鸟语》《生命的壮歌》都可以略处理，赶紧进入沈石溪和西顿的动物小说中去，来一趟另类的生命之旅；而从《墨梅》《石灰吟》两首诗，则可以立即往前链接到《青松》《竹石》，向后链接到虞世南的《蝉》、白居易的《白云泉》、李纲的《病牛》、郑思肖的《寒菊》……读它三五堂课又如何？读这些人、这些诗，感受这种托物寓意、言外蕴旨的古诗妙趣，领略所谓“诗言志”“《诗》以达意”的传统哲思，教材，才真正有了体温和张力。

教材还可以是一份“活动的素材”。有时是一篇课文，有时是整组文本，任由有心的教师智慧改编，架桥融通。比如苏教版第八册第三单元安排了三个历史故事：《三顾茅庐》《祁黄羊》《公仪休拒收礼物》。教学时，完全可以将《公仪休拒收礼物》提前来学。这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剧本，在懂得了剧本的基本构成后，在尝试了课本剧表演的快乐之后，再倒过来请他们选择《三顾茅庐》或《祁黄羊》中任意一个进行改编和表演。在此过程中，学生对人物形象的感知也会慢慢树立，对情节的梳理也会渐渐清晰。其他方面的长进，不言而喻。

更多的时候，教材只是一根“无形的底线”。不可能每篇课文都是传世经典，也不可能每段文本都有非凡“秘妙”，对于课本中“平凡的大多数”来说，掌握字词，积累语言，读读，练练，仅此足矣。节省出时间和心力，触底起跳，非凡超越。

……

总之，相比于教材，教师的观念和视野更加重要。教材是静止的，教师却能让它活起来；教材是平面的，教师却能让它立起来。教材只是一个“例子”，对这个例子，不必太过纠结；打磨、锻炼使用这个例子的人，让他有眼界，有气魄，有手段——这，方是我们接近“用教材教”的美好愿望最近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