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

第一章　文学巨人福楼拜

　一、福楼拜其人

　二、福楼拜其文

第二章　现实主义代表作《包法利夫人》

　一、《包法利夫人》的问世

　二、《包法利夫人》的价值

　三、《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包法利

第二部分包法利夫人之死溯源

第三章　包法利夫人之死政治溯源

　一、福楼拜的政治立场

　二、包法利夫人之死：资本主义社会的戕害

第四章　包法利夫人之死文学溯源

　一、重审福楼拜文学流派

　二、包法利夫人之死：浪漫主义文学的悲剧第三部分福楼拜虚无主义思想及其死亡意识在《包法利夫人》中的体现

第五章　福楼拜的虚无主义思想及死亡意识成因

　一、福楼拜，“双面人”？

　二、福楼拜：一位虚无主义者的忏悔

　三、福楼拜的死亡意识

　四、福楼拜的虚无思想及死亡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第六章　《包法利夫人》中死亡意识的多重表现

　一、爱玛

　二、小说中其他人、事、物 

　三、精神世界的崩塌

　结语

　附录

　附录1：《包法利夫人》中译本简介(1925-2015)

　附录2：《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研究情况汇总

　附录3：外文名法汉对照表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

第一章　文学巨人福楼拜

一、福楼拜其人

居斯塔夫·福楼拜于1821年12月12日出生于法国鲁昂，他的父亲阿西尔·福楼拜（Achille Flaubert）是当地市立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他的母亲安娜·卡洛琳·福楼拜（Anne Caroline Flaubert）也出生于医生世家。居斯塔夫是家中第五个孩子，他前面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在很小的时候夭折。当他出生时，家中只有一个哥哥，也取名阿西尔，与父亲同名，大家都希望小阿西尔能像父亲一样长大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正当家人把所有的希望和爱都倾注在阿西尔身上时，居斯塔夫出生了。居斯塔夫天生体弱多病，又不如哥哥活泼开朗，在家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三年后，他的妹妹卡洛琳（Caroline）出生，由于年龄差距小，居斯塔夫很喜爱妹妹，直至卡洛琳去世都与其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正如让·德麦松（Jean Ormesson）所说：从孩提时起，福楼拜的两大最主要的特征便显露出来：对不幸、痛苦、恐惧的狂热以及对于悲剧般的人生的忧虑。居斯塔夫的童年过得毫无幸福可言，他们一家就住在父亲解剖尸体的实验室旁边，只有一墙之隔。年幼的他经常和妹妹卡洛琳在自家花园里玩得累了，就爬到一楼窗口，隔着栅栏，好奇地望着父亲解剖室里横七竖八堆着的尸体，看到父亲拿着解剖刀，俯身在一具具尸体上。这些无血色无生气的肉体，这些切得很深的刀口，在他们的印象中，实验室像是一个阴恻恻的屠宰场。入世之初，疾病、腐烂、死亡已经深深浸入小福楼拜的头脑中。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4-5.直到暮年，居斯塔夫仍然记得父亲解剖尸体的动作和表情。这种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福氏手术刀刃般笔锋的作品之中，如短片小说《德·吉兹公爵之死》中一段关于死亡场景的描写：

“不久，当尸体冰凉得像大理石，行凶的剑和匕首已经抽出来，亨利三世便进房来注视这个被他杀害的人；他用脚踢死者的头，对死者的头吐唾沫。”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5.　　

虽然幼年的居斯塔夫生性敏感、智能落后、说话发音模糊、傻里傻气，但是有两个人对小居斯塔夫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影响。第一个便是家里的女佣朱姨（真名为卡洛琳·埃佩尔），这位来自乡下的妇人将自己听过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以通俗风趣的方式讲给小居斯塔夫听，常常一讲就是一个下午，小居斯塔夫也听得格外入迷。朱姨故事中的朴实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光怪陆离的神秘幻境深深的吸引着他，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福楼拜的另一个文学启蒙者是米尧老爹。小居斯塔夫天资平庸，智力发展不如其兄阿西尔聪明伶俐，性格怪癖，反应迟钝，也不如其妹卡洛琳可爱讨巧，不得宠于父母的他，心灰意冷，反而与朋友相处融洽。米尧老爹正是他童年的玩伴欧内斯特（Ernest Chevalier）的祖父，一家人就住在医院对面。因此，小居斯塔夫和欧内斯特经常在米尧老爹身边，听他高声朗读《堂吉诃德》，如痴如醉。书中，骑士的侠骨柔情成为了福楼拜文学创作的催化剂，不断为其内心的文学种子播撒阳光雨露。

1832年开始，居斯塔夫·福楼拜就读于鲁昂皇家中学，成绩平平。欧内斯特与之成为同学，这位少年在文学思想上与福楼拜志同道合，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狂热使两个青少年走到一起，并于1834年创办《艺术与进步》。这一年，他上六年级，课程除拉丁文还有神话课、地理课。可是，这些都无法激发福楼拜的兴趣，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博马舍(Beaumarché)、伏尔泰(Voltaire)、莎士比亚(Shakespear)、拉伯雷(Rapelais)、司各特(Scotte)身上了，每读一本书，都会弄得他疯头疯脑，更想当作家了。他那时非常多产，作品除了登载于《艺术与进步》中，鲁昂的文学杂志（Colibri）上也发表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作为这位大文豪最早期的作品已经在当时显露头角。文学之于福楼拜，如烈日之于夸父，是其终身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在文学的滋养下，他的性格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细微变化。虽然，在父母面前他依然内向、迟钝、麻木、不起眼，但他内心对文学创作的汹涌烈火却让他找到了活着的理由和生存的价值。

向文学敞开胸怀的福楼拜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每年夏天，福楼拜的父亲都会带全家去海边度假；直到1836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对福楼拜一生都有影响的事件——与小有名气的音乐出版商莫里斯·辛格尔（Maurice Schlesinger），特别是他的妻子艾丽莎·辛格尔（élisa Schlésinger）相遇。这段无果的情感在福楼拜心中埋下了悲伤的种子，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生长，对他的爱情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自己对艾丽莎的纯洁的、无法磨灭的爱情写进小说《疯人日记》(Mémoires d’un fou)以及随后的《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中。在《疯人日记》中，他写道：

“哎，玛丽亚，玛丽亚！我少年时代的天使！我那时的情感是那么的清纯，看到你，以一种甜蜜而芬芳的爱，一种充满温软梦想的爱，挚爱着你，别了，别了！别了，但我会一直想着你！……别了，遇到你的时候，假如我比现在大四五岁，胆子会大一些……或许！……”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9.

书中的玛丽亚的人物原型就是艾丽莎，福楼拜也确实如他所说，一生与艾丽莎保持联系，直到她成为寡妇后，才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在《情感教育》中，我们同样寻觅到了福楼拜挚爱的身影。福楼拜在描写阿尔努夫人与费德雷的初遇以及最后令人心碎的离别的场景中都能够清晰的看到艾丽莎与福楼拜的影子。

1840年福楼拜中学毕业，父亲安排他去巴黎学习法律。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父亲，指定了长子习医，同时安排了次子从事法律工作的计划。然而，和父亲的希望相反，福楼拜只想做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文人。但碍于父亲的威严，虽然百般抵触，他仍于1841年动身前往巴黎。两年的巴黎学生生活，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凄苦、最难以忍受而且最不耐烦的时光。他给妹妹写信道：“你想想，自从我离开你，我没有念一行法文，没有念一行不幸的诗，没有念一个可读的词句。《法制纲要》是拉丁文写的，《民法》更不知是什么东西写的，反正不是法文罢了。”

但是，在巴黎的日子也不全是不幸，福楼拜结识了他心目中的文学巨人、诗人、剧作家雨果（Victor Hugo）以及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之一马克西姆·杜刚（Maxime Du Camp）。总而言之，福楼拜在巴黎的学习并不顺利，第一年的考试勉强通过；第二年却没那么幸运，考试失利。不仅如此，他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1844年，折磨他一生的癫痫第一次发作，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神经方面的疾反复出现并且越来越严重，福楼拜常常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父亲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逼迫他继续学习法律：“只要身体可以恢复，儿子想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不论哪行哪业，对这儿子都不能再存指望了。”

为了让福楼拜能更好的休养生息，全家搬到克鲁瓦塞一栋新买的别墅中。在乡下宁静的生活中，福楼拜的身体逐渐好转，他又捡起了早年在巴黎学习时已经开始撰写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并于1845年完成初稿。同年，他陪伴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去意大利旅行，在热那亚的巴尔比宫，他看到了布吕格尔（Bruegel）的画作《圣安东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Antoine）。这幅画有如神光烛照般强烈地吸引着他，并成为日后福楼拜同名剧作的灵感来源。回到克鲁瓦塞后，福楼拜便立即投身到这部作品的创作素材准备中。

1846年1月，老福楼拜医生去世；两个月后，妹妹卡洛琳在诞下一个女儿后也去世了。一方面两位亲人的相继离世打乱了福楼拜的一切创作计划，而另一方面父亲留下的50万法郎的遗产可以使福楼拜安心投身于文学而毫无经济上的忧虑。因此，福楼拜决定把母亲和妹妹的幼女接到克鲁瓦塞，承担起照顾和抚养的任务。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福楼拜在巴黎雕塑家普拉迪埃（Pradier）的工作室与女诗人露易丝·科莱（Louise Colet）相遇，两人迅速发展成为情人。露易丝自恃才华过人，一开始看不起这位外省的年轻小伙子。但是，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福楼拜的文学天赋和对艺术的热爱逐渐令露易丝对他不敢小觑，甚至日益崇拜，反而是福楼拜发现写作之于露易丝不过是获得荣耀的踏板，虽然她有天赋，但是她的文学始终充斥着一股浓浓的“名誉味”和“沙龙气息”；尤其是后者，这种沙龙式兼商业性的文学观是福楼拜嗤之以鼻、强烈反对的。在他写给露易丝的信中，他问到：“名声！名声！但到底什么是名声？！其实什么都不是。从事艺术，本身就是给予人快乐；名声只是这种乐趣的外在嘈声……我早就注意到你对于艺术，加进一大堆别的东西，诸如爱国热情，男女私情……这是你我之间的一道鸿沟，是你发现，是你指给我看的。”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95.　　

两人迥异的文学观决定了这场爱情故事必定以悲剧结束，在长达十年的情感生活中虽有激情但是更多的则是争吵、怀疑和不理解。福楼拜与科莱间的通信数量巨大，里面充斥着福楼拜对于艺术和文学的审美观以及对人生和两性之间的态度，是后人研究福楼拜其文、其人的重要参考资料。

1847年，福楼拜与杜刚一起开始了一次徒步旅行，目的地是法国的布列塔尼省。两人决定回来后要合写一本书，记录旅途见闻。单数章节归福楼拜写，逢双数章节由杜刚执笔。各人口袋里都放个本子，随时记下最直接的印象。次年，1848年革命爆发，福楼拜与他的另一位好友布耶（Bouilhet）在巴黎亲眼见证了这场悲剧般的革命：被烧毁的皇宫、疯狂的演说者、流血的平民、凶残的镇压等等，这些场景无不刺激着福楼拜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同年5月，回到克鲁瓦塞的福楼拜整理思路开始撰写《圣安东的诱惑》，整个写作过程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初稿一完成，他便兴致勃勃地叫来杜刚和布耶，请他们来评价这部自己颇为自豪的作品。然而，两位挚友的评价极为尖锐，建议他将这本书“直接扔进火炉里”，因为“毫无现实意义可言”。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充斥着作者荒诞的想象，句子虽然漂亮，却华而不实，行文单调，长篇文字的抒情完全是作者情感的宣泄品。这个残酷的事实使福楼拜决定先将创作放在一边，与杜刚背起行囊去中东远行，希望能在旅行的过程中重新梳理自己的思路。从1849年年末至1852年，他们游览了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回法国的途中又经过了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罗马。在福楼拜的《旅行笔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真实记录旅行中所见所感的随笔，这些对异国风土人情的细致观察和对当地民俗的感悟都成为了福楼拜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

1851年9月19日，福楼拜在杜刚和布耶的鼓励下，开始了全新的创作尝试——以一桩诺曼底的社会新闻为蓝本写一部不加任何作者评论的、“脚踏实地”的、“写实”的小说，这就是后来使福楼拜一举成名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特别是在1852年，福楼拜与理想抱负渐行渐远的杜刚彻底绝交之后，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直至1856年5月，在56个月持续地艰苦创作后，福楼拜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于次年出版。说到这本书的出版，其过程异常波折。福楼拜将《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手稿寄给了《巴黎杂志》（其好友杜刚任编辑的杂志社），然而数日过去不见回音。这是因为19世纪50年代之时，法国正值第二帝国时期，书刊审查颇严；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赤裸直接地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出轨题材确实与当局提倡的社会主旋律格格不入，杂志社担心当局会借作品不道德为口实而取缔杂志，所以一直犹豫不敢出版。后经过福楼拜的一番辩护，最终《巴黎杂志》同意出版，但却在印刷时，把作者的姓氏漏了一个字母——“l”，福楼拜（Flaubert）由此变成了福拜（Faubert），而福拜竟是一个杂货商的字号！对此，福楼拜本人认为不是吉兆，说到：“此非吉兆。书还没出，人先给剥去一层皮。”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89.虽然这部小说因其赤裸直白的描写以及真实再现当时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情感生活而备受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欢迎，但是喧腾众口的大胆之作终究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政府以“辱没社会风尚”罪起诉福楼拜，认为作者、主编、印刷厂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福楼拜虽然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但却没有认输。他亲自去见教育部长和警察局局长，与之辩论。在自我辩护的过程中，福楼拜展现了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自信魅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

首先在他写给兄长的信中，他提到：“我这事件，是桩政治事件，因为他们要用一切力量，把触犯当局的《巴黎杂志》铲除而后快！杂志社已经受到了两次警告；这次，以玷污宗教为由，因为拙作最受指责的是临终法事一节，而敷临终圣油这一节，我是从《巴黎宗教仪式》一书抄袭来的，那些高明的法官对他们每日挂在嘴边要捍卫的宗教竟然全然不懂，真是可笑！……我成了本周的头号人物，所有高等婊子都想抢一本《包法利》看看，专挑淫文来读，只可惜书中没有！”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94.　　

他接着给其兄分析到：

“真正有影响的，是先父福楼拜大夫的名声，他们怕法庭的判决会影响鲁昂人在目前选举中的取向。这次攻击我，实在有欠考虑，恐怕内政部的人已经开始后悔了……”特罗亚·亨利.不朽的作家福楼拜[M].罗新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95.　　

此外，福楼拜还利用《包法利夫人》的忠实书迷博沃公主（Beauvau）为其两次进宫向皇后游说。就连大诗人拉马丁（Lamartin）也对他作品的“脱略形迹”大加赞赏。加之其辩护律师赛纳口若悬河、有理有据的辩护和对《包法利夫人》逐章的分析，指出作品描绘含有深刻的道德寓意，临终法事段落的创作其实只是拉丁文版本的宗教经典《仪典》的法文翻译而已。这些社会舆论及证词最终成功的压倒了公诉人，法庭宣告福楼拜无罪。这场诉讼无形之中反而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广告，给这部小说带来了惊人的销量，使福楼拜一举成名，但也让福楼拜对统治当局心灰意冷，转而投入到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1857年9月1日，在《包法利夫人》正在热销之际，福楼拜开始筹备他的另一部小说《萨朗波》（Salammbo＾）。这部小说以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城起义奋起反抗罗马统治这一历史事件为素材，为了尽显真实性，福楼拜于1858年4月到6月期间前往突尼斯，查阅史料、游览迦太基。经过近五年的筹备、撰写、修改与再修改，这部小说最终于1862年问世。然而，这部投入作者全部心血和精心准备的小说却招致文学界的一篇谩骂声，就连一向与福楼拜交好的圣·伯夫（Saint Beuve）都连发三篇文章激烈地抨击这部作品的缺点；甚至还有考古学家站出来批评作者文献查证不足。好在福楼拜从读者的来信中得到些许安慰：欧也妮皇后读得入迷，到深夜一点还不歇息。拿破仑三世对作品的军事方面甚感兴趣，曾与贴身侍卫讨论起弩炮、弹射器以及其他作战机械。在创作《包法利夫人》和《萨朗波》期间，福楼拜时常去巴黎参加社会名媛举办的文学沙龙，也结交了龚古尔兄弟（Frères Goncourt）、圣·伯夫、波德莱尔（Baudelaire）、戈蒂埃（Gautier）等当时很有社会声望的文人；特别是在1863年，福楼拜结识了马蒂尔德公主、屠格涅夫（Turgeneve）以及乔治·桑（George Sand），并与乔治·桑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1864年，福楼拜重拾1845年完成的《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福楼拜在1843年——1845年的时候，也写过一部小说叫《情感教育》，内容与后来名扬天下的《情感教育》不尽相同。，结合这些年对法国社会的思考以及对文学审美的再认识，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部饱含着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讽刺小说也描写了对情爱的最初认识，带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于1869年出版后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销量惨淡。文学界中也只有左拉（Zola）、乔治·桑等寥寥文人出来维护这部作品。创作上的失意以及朋友的离世给福楼拜带来了双重的打击：他的挚友布耶在这一年去世了。福楼拜悲叹道：“我的一半灵魂都永远的留在了（鲁昂的）纪念碑公墓了。”此后，其他亲友的离世接踵而至：十月圣·伯夫去世、次年六月儒勒·龚古尔、戈蒂埃紧随其后。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福楼拜应征入伍，进鲁昂市立医院当看护。从战备考虑，福楼拜被任命为自卫军中尉。他恪尽职守，操练部下使用武器，自己也在鲁昂听军事课。但法国战败不断，普鲁士人占领了相当一部分法国领土，诺曼底和克鲁瓦塞也包括在内。福楼拜和他年迈的母亲不得不寄宿在外甥女鲁昂的家里。同年9月，法国皇帝在梅斯被俘；第二年年初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彻底失败，普法战争宣告结束。经历了战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老福楼拜夫人病情不断加重，于1872年6月6日逝世。母亲的逝世使福楼拜陷入极大的孤独之中，这时他又因外甥女婿的破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福楼拜不得不变卖土地、退租他在巴黎的公寓，花钱变得越来越谨慎小心。尽管如此，他仍然投入到《圣安东的诱惑》的再加工中并于1874年将这部小说出版。这部无法按体裁归类的小说最终没有得到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接受，也是以销量惨淡告终。

接下来是福楼拜的《三故事》(Trois Contes)，1877年4月出版，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这部文学作品由三个独立的小说构成。第一篇题名《一颗简单的心》(Un cur simple)，主人公是女仆费莉西，人物原型取自从福楼拜儿时起一直照顾到他病逝的女仆朱姨。第二篇《圣·于连外传》(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l’Hospitalier)，中世纪圣徒传记故事。第三篇《希罗特》(Hérodias)以圣·让·巴蒂斯特（Saint Jean Baptiste）人物形象为中心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这篇故事很多素材都取自福楼拜青年时与杜刚的中东之行。

从1877年到1880年去世前，福楼拜全身心投入到《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d et Pécuchet)的创作中，实际上这部作品早在《三故事》之前就已经开始动笔了。为了完成这部讽刺性极强的作品，福楼拜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整理的笔记达几十万字。此书预计于1881年出版，但福楼拜于1880年意外病逝。

福楼拜的晚年较为晦暗，亲朋好友离世、经济拮据以及健康状况都在折磨着他原本脆弱的心。1880年5月8日星期六，福楼拜为了安慰在画坛受挫的外甥女卡洛琳以及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决定收拾行李前往巴黎小住。临行前，他洗了个澡，由于水太热，从浴室出来时就略感不适。随后他两腿发软，面部充血，心慌得厉害；很快，他就说不出话来了。等女仆带着大夫赶回来时，福楼拜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大夫提出两种假设：脑溢血或者中风，而另有传闻则认为是癫痫发作。葬礼于三天后举行，多位当时名声显赫的作家出席：左拉、都德(Daudet)、爱德蒙·龚古尔以及福楼拜从1873年起就开始在文学方面进行栽培的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等人。福楼拜的纪念像由萨皮雕刻，置于鲁昂博物馆院内，1890年11月23日举行揭幕仪式。福楼拜生前所有手稿及著作的版权全部都归外甥女卡洛琳，并且逐步公开发表，大部分真迹则由卡洛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馈赠给鲁昂市、法兰西工学院和巴黎市的三家图书馆。至此，一代文学巨匠的一生正式落下帷幕。

当人们评价福楼拜的一生时，不得不提及《家庭的白痴》这部著作，它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评论家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晚年的一部文学评论作品。萨特原计划分五卷写完，但最终只完成了前三卷，并分别于1971年和1972年出版。这部工程庞大的文学评论耗时七年，重点研究福楼拜的童年、出生家庭和写作动机，并运用存在主义心理学对其进行深刻剖析。总体来讲，萨特从自己对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的观点出发对福楼拜进行评述，其结论则是对福楼拜其人、其文、其政治观点的全面否定。自这本书出版以来，遭到很多福楼拜学者、文学评论界人士的反对。比如著名的福楼拜研究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兹（Pierre-Marc de Biasi）在自己的多部专著中，特别是在人物传记《福楼拜：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Gustave Flaubert Une manière spéciale de vivre）中明确提出：“完全无法认同萨特对福楼拜虚无主义思想和文学作品意义的推导结论。”社会学家皮埃尔·蒲迪欧（Pierre Bourdieu）也在他的著作《艺术的规则》中猛烈抨击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并认为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19世纪这个法国文学日趋成熟的特殊时期起到了“引领和带动”的作用。虽然笔者对萨特的许多主要观点（文学观、语言观、阶级观、世界观等）也无法苟同，但是本文仍借用萨特“白痴”的表述方式，对福楼拜的一生进行阐述。“白痴”通常指由于大脑发育不完全或变态的发展所造成的智力极端落后，这一解释用在福楼拜身上显然不合适；本文所说的“白痴”是指福楼拜是一个与家庭或者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1840年的法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促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资产阶级也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学开始慢慢被边缘化。艺术家由于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事任何经济方面的生产活动而被普遍认为是“边缘人”、“碌碌无为之人”。人们认为写作是一种“娱乐”或一种“消遣”，而并非是真正的生产工作。整日埋头于写作、纠结于字里行间的润色或是对文学的执着而拒绝从事任何一种“事业”，这样的人是无法被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正统观念”所接受的。

福楼拜一生所钟爱的文学创作，不仅在整个社会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就连他的父亲也无法理解儿子的选择，认为儿子一旦确定从事文学创作就注定“一事无成”。成为艺术家，就意味着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而永远无法获得尊重；如果说的再严重一些，成为艺术家就意味着永远要过“低人一等”的生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就被认定为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白痴”。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萨特对福楼拜的评价并结合《福楼拜通信集》的内容，我们便不难发现福楼拜一直都在寻求“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的言谈举止……，但是，实际上这种生活态度本身就具有缺陷，直接反映了福楼拜内心的自卑感。也许我们可以推断，福楼拜如此热爱写作的原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证实他在读和写方面没有困难：哥哥阿西尔早在五岁时就可以流畅阅读，而他则到了七岁还无法完全分辨26个字母。他的与众不同，他强烈需要被认同的情感，都是他自卑的表现。

再来看看杜刚在他的《文学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他（福楼拜）犹豫再三决定告诉父亲自己只想当个作家而不想从事其他任何一种职业。老福楼拜根本无法认同儿子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怎么会生了这样一个毫无前途的孩子。但是，考虑到居斯塔夫当时所处的身体状况（神经疾病），父亲并没有强迫他放弃这个想法而继续法律学习。他对儿子说：‘给我读读你写的东西吧。’老福楼拜安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居斯塔夫开始大声朗读他的作品。那是在午饭后，天气非常热；为了防止马路上的声音的干扰，我们关起了门窗……半个小时后，老福楼拜就睡着了，头一直垂到胸前。居斯塔夫做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与我交换了一下眼神，又继续读了起来；然后，他突然停止，对父亲说道：‘我想你是听够了吧？’老福楼拜一下子醒来，笑了起来。他对我们讲的话，我到现在都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写作作为一种娱乐对自身并无坏处：这比去咖啡馆或者去赌钱好多了；但是，写作需要什么呢？笔、墨、纸，足矣；无论是谁，只要想写，都可以写成像雨果或者巴尔扎克那样的小说。文学、诗歌，有什么用呢？我从来都不知道。’听罢父亲的话，居斯塔夫反驳道：‘那么，大夫，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脾脏的作用么？你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但是脾脏对于人类的身体是不可或缺的，就想诗歌一样，对人类的灵魂也是不可或缺的！’老福楼拜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就走开了。”DU CAMP Maxime,Souvenir littéraires,Paris：éditions Aubier,1999：226.

从老福楼拜医生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对于福楼拜的选择是多么的不认同，这种家庭认同感的缺失折磨着福楼拜的一生，也是他内心“自卑感”的根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老福楼拜虽然表示不认同这个职业，但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儿子进行文学创作；面对儿子的坚持和他的身体状况，他还是默许了。长子阿西尔接受了父亲安排的未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并在将来的某一天接替父亲的衣钵；而小儿子居斯塔夫，心智与身体的条件均有限，干不成什么大事。因此，可以预见，无论居斯塔夫将来是做医生还是律师或者是公证人，都会碌碌无为。老福楼拜医生只得接受这个现实，在给小儿子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的情况下，让他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从事文学创作这个职业，虽被父亲允许，却从未得到过父亲真正的赞同，居斯塔夫深知这个事实，也因此深深地受到伤害。

尽管后来居斯塔夫·福楼拜成了享有盛誉的作家，被同行认可和尊重，跻身于上流社会；尽管福楼拜的姓氏因他的作品流传于后世，而并非他的哥哥或者父亲的医术；尽管他有幸成为皇帝、皇后和公主们的座上客，但是他的成功、盛名和荣耀对他来讲都是次要的。福楼拜认为他被权贵们邀请、接见，仅是权贵们为了用他的到场来装点沙龙或者晚会以便显得他们自己的文学素养。甚至在1866年8月福楼拜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团骑士勋章”这一殊荣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对这一荣誉的不懈，尽管他表面上也感谢马蒂尔德公主、圣伯夫以及其他文人朋友对他的支持和肯定。在给好友艾米丽·博斯凯（Amélie Bosquet）女士的信中，他说：“在这件事（获得骑士勋章）中唯一令我高兴的是，那些真心喜爱我的人因为此事（我的获奖）而得到了快乐，这才是最令人愉悦的事情！”同样的心情，他对欧内斯特、费伊多（Feydeau）等人都有表达。福楼拜是清醒的，他深知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他这个人但并未真正接受他作品所体现的思想。19世纪的资产阶级都是老福楼拜医生，在“无用”的儿子的文学作品前晕晕欲睡。而什么样的人是“有用”的人呢？福楼拜的父亲是“有用”的人、他的哥哥是“有用”的人，欧内斯特也“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放弃文学而成为一名检察官。的确，“有用”这个词在资产阶级的万神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对艺术家们，特别是对福楼拜的评判依据。福楼拜，虽然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但所持的人生态度和所选择的职业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这样的人注定“毫无用处”、成为社会的“白痴”。

福楼拜的所说、所想、所做很难被自己的家庭或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尽管老福楼拜夫人多次提出要福楼拜找一份工作，让儿子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尽管在政府部门就职任何一种工作都可以缓解他在1870年后遭遇的经济危机，他都毫无犹豫地拒绝。在他看来，一旦他从事其他工作就代表他屈服于这个社会，就是放弃艺术，就是放弃自己的艺术本性，因此，任何事情若是与“实用”搭上了关系就会立刻变得难以接受，他的一生都在回避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