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一、理论背景
       二、政策背景
       三、现实意义
       四、理论意义
    第二节研究框架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二、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三、国内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第二节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城市集聚经济
       二、城市规模及其分布
       三、城市形成机制
    第三节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一、外部性与产业集聚
       二、城市规模及其分布
       三、城市化模式

第三章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
    第一节模型的前提假定
       一、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
       二、城市系统的空间结构
       三、城市内与城市间的运输成本
    第二节消费者效用函数的设定
       一、马歇尔需求和间接效用
       二、消费者区位与均衡效用
    第三节两部门生产函数的设定
       一、农业企业的生产函数
       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函数
    第四节市场均衡条件
       一、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二、产品市场出清条件
    第五节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第六节小结
第四章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拓展分析
       第一节内生变量的解析解
       第二节比较静态分析
       第三节最优城市规模探讨
    第四节自给自足经济社会的产生
       一、偏离中心的单个企业的利润函数
       二、市场对偏离中心的企业的产品总需求
       三、单中心结构不稳定的充分条件
第五节小结

第五章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实际应用
    第一节就地就近城市化的理论依据
       一、市场潜能曲线与生产集聚中心的诞生
       二、均衡的城市效用曲线与新城市的诞生
    第二节中国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意义与条件
       一、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重要性
       二、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可能性
    第三节中国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案例讨论
       一、福建省厦门市
       二、山东省马桥镇
       三、江苏省华西村
       四、北京市的高碑店与蔡家洼
    第四节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启示
       二、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对策建议
    第五节小结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主要内容和结论
    第二节不足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导论

       为什么要研究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其对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有何意义？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其重要性又体现在何处？本书如何将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与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的？这样的结合又体现出哪些创新？本章将从研究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内容安排、创新之处四个维度一一回答以上问题。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一、理论背景

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时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国家疆界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国家边界本身不再成为经济地理分析的一个合适的指标，继续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逐步脱离了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交换倾向于发生在大城市之间，城市内的集聚和生产组织以及城际间的贸易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意味着区域间及国际贸易将逐步被大城市间的贸易所取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许多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和集聚愈加明显，使得生产要素、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在不同层面上迅速地发生变化，并日益集中于个别发展势头良好的区域，成为几十年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城市集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企业层面上的生产规模经济，如果在生产中确实存在规模经济，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市场结构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由于规模报酬递增，一个有限的经济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厂商，所以消费者仅仅按照有效价格来选择产品，厂商只和邻近的厂商展开竞争。由于经济学建模技术的局限，在原有的城市经济学框架下，规模报酬递增被忽略了；城市是为高度多样化的经济个体提供交易的空间机制，这些经济个体是创新的源泉，城市自然成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摇篮，而城市间分工的动态演化则反映了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地理上的多样化增长，这两方面正好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增长的动力。因此，新增长理论所理解的城市发展实际上也是特殊要素和生产能力在某些地区集中的一个过程。换言之，地理和增长的关系必须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世界范围内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过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城市经济的热情。而建模技术上的进步，尤其是垄断竞争市场模型的开发，使得经济学家对城市间和城市内的空间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政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在第八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三十三章“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具体发展战略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以提升质量、增加数量为方向，加快发展中小城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并指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由此可见，积极稳妥地推动城市发展，有步骤、有条件地加速城镇化进程对我国长期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城镇化对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能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有助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城镇化的发展还能吸收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为广大隐性的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其次，通过积极推进城镇化，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业比例逐渐下降的过程，而且是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软件水平和质量提高的过程，是为更多城市居民提供更良好的环境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更加完善。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因此，消费者的预期更加稳定，有助于增加即期消费，拉动我国内需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积极转变。

　　最后，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着上百个产业部门几万种产品，因此具有主导性地位。城镇化中的主要新产业集中于第三产业部门，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就业，缓解就业压力，这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留出了空间，对改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城镇化是民生工程，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居民的安居、就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与文明水平，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在国外政治、经济动荡的国际环境下稳定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化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继续推进城镇化扔将是我国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集中力量要做的事情。而城市是城市经济的物质载体，是城镇化全部内容展现的平台，城镇化都是通过城市的发展表现出来的。因此，研究城市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现实意义

　　我国城镇化水平逐年提升，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1949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06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率为20%左右。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089%，2000年就达到3622%，比1999年提高了533个百分点。到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5127%，第一次超过了50%，2015年这一指标达到了561%2015年的城镇化率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专家学者（比如简新华、黄锟，2010）预测，在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可见，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市已经成为企业和人口集聚的中心，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区。城市是工业生产中心，集中了大量规模不一的工业企业，且工业种类相对全面、技术装备相对精良、产业构成相对合理和完善，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具备了跟踪先进技术的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城市是区域商品流通中心，是区域内物资集散地和主要的贸易市场，商业网点数量多、分布广、服务设施先进，能使商品以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完成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城市是交通运输中心，具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快速安全的运输手段，形成所在地区人流与物流汇聚的中心，担当着枢纽的重任；城市是金融中心，聚集着各类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从金融市场借贷和调拨资金的能力，保证企业和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巨额需求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城市是信息交流中心，拥有影响力大、受众面广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广告咨询、电脑网络等机构和媒体，具备了先进的信息设施，有良好的信息服务系统，能快速生产与传播信息，把经济中心的功能放大和延伸；城市是科学技术中心，拥有水平较高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有独立的科研与开发能力；城市还是文化教育中心，教育资源丰富，科技力量雄厚，是国家智力开发、人才培养和输送的重要基地。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普及深入的教育，成为城市最大限度发挥对区域经济起带动作用的又一项重要保障；城市是一个国家或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实施社会管理的最有效的场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此外，城市是各种层次的劳动力的集聚地，为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企业和劳动者的完美匹配提供了一个场所，从而产生马歇尔—阿罗—罗默(MAR)外部性和雅各布斯(Jacobs)外部性MAR外部性，即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认为同一产业内部的知识溢出是推动地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Jacobs外部性则认为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促进区域内的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现实中人们对城市本身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研究城市现象对于增进人们对城市本身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理论意义

　　城市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发展历程至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由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现象或城市问题，城市经济学从产生之时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城市经济学主要考虑城市的内部结构、土地市场、城市类型以及城市规划等等，相应的城市理论模型很少考虑区位因素，尽管区位理论拥有悠久而深厚的思想传统，尽管空间区位对理解现实世界经济进程和解释人类经济活动集聚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这与当时的条件下缺乏理想的分析工具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区位和集聚问题的关注程度迅速增加。以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Fujita)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新经济地理学，他们主要以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以下简称D-S)的垄断竞争模型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冰川”运输成本技术等为基础，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其中也包括城市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城市体系的研究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内容，城市体系模型也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三大基本模型之一，亨德森(Henderson,1974)、藤田和森(Fujita and Mori,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以及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亨德森和贝克尔(Henderson and Becker,2000)等对城市层级体系、城市规模等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克鲁格曼(Krugman,1998)把空间问题视为经济学的前沿。我国学者也越来越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区位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引入介绍”阶段，多数研究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用来解释产业集聚、区位选择等等，在新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构建方面步履维艰，成果甚少，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城市经济学问题结合研究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尚未出现。如何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构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理论模型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书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试图为城市体系建立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这将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有助于为实证分析或经验分析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是现实城市发展的需要，尤其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历史阶段，可以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另外，本书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一个基本模型，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础：(1)模型的理论应用，比如做比较静态分析，比如研究城市的最优规模、卫星城的诞生，二元结构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等等，这些本书已进行了研究；(2)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于实证分析；(3)模型的拓展，比如把制造业部门从一个扩展到多个，或者加入服务业部门、政府部门，以进一步研究专业化城市与多样化城市的形成；(4)修改模型，比如把冰川运输成本还原为运输部门，比如加入住宅消费、通勤时间。总之，本书的理论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工具。
第二节研究框架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以理论模型分析为主，侧重于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在学习和综合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1991)中心—外围模型，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的单中心城市模型，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阿纳斯和熊(2003,2005)城市体系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根据萨缪尔森(1952)的冰川运输成本假设决定城市内部不同区位上以及不同城市之间产品的有效价格；遵循可迁移但不迁移原则(no migration condition)，即假设均衡时同一城市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同质劳动者将享受到相同水平的效用。在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模型之后，本书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书的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

　　继导论之后，第二章先回顾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这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综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包括城市集聚经济、城市规模及其分布、城市形成机制、城市化道路选择等等，并对已有研究进行简要的评析。

　　第三章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主要参考的经典文献包括：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1)、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由于三篇文章的建模思想一样，本书把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的模型统称为F-K-M模型。以及阿纳斯和熊(2003,2005)。首先，设定城市的内部结构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在多个城市的设定下，不仅有城市内部（中心—外围）的交易，还有城市之间的交易，更加符合现实；其次，设定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是Cobb-Douglas-CES形式的（总效用为Cobb-Douglas形式，子效用为CES形式），从中推导出马歇尔需求函数、有效需求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因为冰川运输成本的存在，产品的“到岸价格”随着与产地的距离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不同区位产品的有效价格是不一样的。根据等效用原理，均衡时所有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再次，设定两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农业部门的生产采用里昂剔夫(Leontief)技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制造业企业处于张伯伦式的垄断竞争市场，只利用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其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递增的。每个制造业企业只生产一种工业品并最大化本企业的利润，竞争的结果导致每个企业的均衡利润为零；最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最优化的行为基础上，由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推出一般均衡条件，并证明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第四章是对第三章理论模型的拓展分析。首先，求出所有内生变量的解析解，这些内生变量包括：城市规模（或者城市半径）、整个城市的制造业规模（企业个数、工业品的品种数）、各个区位工业品价格（到岸价格、离岸价格）、各个区位农产品价格、各种产品的运输成本、各种产品在各个区位的需求量、运输成本、消费者效用水平等等；其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说明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比如消费者对多样化的偏好改变，内生变量将如何变动？在我们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外生变量有城市的总人口数(N)和城市数量(n)。参数有消费者偏好、运输成本系数、生产技术；再次，寻找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探讨城市单中心结构不稳定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单中心城市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使得对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来源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所谓“不稳定”就是指城市中心没有足够强的本地市场效应，制造业企业会因为偏离中心获得竞争上的优势而得到正的利润。

　　第五章探讨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作为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本章研究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我们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利用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企业区位选择的市场潜能曲线和城市均衡效用曲线，分析论证了在城市超过最优规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生产者，也没有消费者愿意搬到“郊区”的新城市去。因为，先搬出去的企业利润要下降，先搬出去的消费者效用要更低。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从而为农村实行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得到就地就近城市化的理论依据后，本章从中国实践方面探讨了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意义，分析了中国在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实行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条件。然后举出我国4个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成功案例，总结其经验和启示，并为我国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推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在对本书的主体内容与主要结论进行提炼之后，指出仍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改进的方向。

二、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

　　选题本身显示了本书的创新性。通过构建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来论述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据我们所知，国内外尚无相应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包括三类：中心—外围模型（简称CP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国际模型。本书建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属于其中的一种。本书的理论模型是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1)、F-K-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别借鉴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和技术，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两部门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考虑连续的空间结构的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经济模型通常有三大难题：一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推导，二是解析解一般不存在，三是实证分析滞后。为了解决建模难的问题，通常假设比较强。本书的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包括：

　　第一，以城市体系而非单个城市建立模型。考虑多个城市，反映城市之间的产品交易，在模型中体现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必要的，相对单一城市结构，多个城市的系统结构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也更能反映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渴望，这是D-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石。

　　第二，模型存在解析解，这是突破性的。大多数第一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没有解析解的，只能通过复杂的数值模拟来分析参数的影响。没有解析解的模型难以做实证分析，也难以做福利分析。

　　第三，中国学术界关于城市规模的研究很多，关于最优规模的含义和结论不尽相同，一个根本问题是多数结论没有建立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学模型之上。常见的有局部均衡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甚至没有任何模型，仅靠对经济集聚或最优规模进行测度，主观性太强，而且标准各异。我们的结论建立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上，以市民的福利（效用）是否最大化作为城市规模是否最优的标准，标准明确而客观。在正常的条件下，最优规模存在且唯一。最优城市规模随着工业品运输因子和农产品支出比例的提高而缩小，随着工业品支出比例和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提高而增大。研究最优城市模型既是本书模型的一个理论应用，更是为后面探讨城市化道路选择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四，在对城市结构的稳定性分析方面，不完全相同与F-K-M模型，我们考虑了两种稳定性：一是单中心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二是单中心如何演化为多中心。由模型结果衍生出的主要结论有：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多样化，贸易是不可缺的；由于集聚力的存在，市场存在本地效应。分析了市场本地效应减弱、城市倒退到自给自足经济社会的产生条件，以期对城市单中心结构中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城市集聚的原因和工业品贸易的重要性。城市结构从单中心演化为多中心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探讨做了理论铺垫。

　　第五，通过市场潜能曲线和均衡的城市效用曲线，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分析得出：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基于此，我们提出就地就近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而将理论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第六，不同的运输成本设定演化出了“软边界”与“硬边界”的概念。我们假设区域之间（包括城市中心与外围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产品运输为萨缪尔森的冰川形式，在这一设定下，产品的边际运输成本是递减的，随着距离的增大，产品的运输成本越来越低，从理论上讲产品可以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安纳斯(Anas,2004)、安纳斯和熊(Anas and Xiong,2005)采用线性运输成本这里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通勤成本。，导致城市规模必须有一个上限，否则将无法支付高昂的运输费用。所以两种不同形式的运输成本设定暗含着对城市边界的不同限制。

　　第七，赋予“野草”地主新的理解。城市经济学对地租通常做两种不同的假设：一是地租公共所有(public ownership)，土地是城市居民所有，地租收起来后平均分配给城市居民；二是假设地主像外星人一样(absentee landlord)，只收租但看不到人。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把地租的消失视为像野草(weeds)一样消失，我们则将野草地主理解成我国的地方政府，将地租的消失视为地方政府的“浪费”。前者的解释相对比较牵强，但可以理解，因为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乡镇政府，基层管理人员的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好假设地主为地方政府。而我国地方政府的规模庞大，基层工作人员很多，他们消耗许多“资源”，因此可以将野草地主视为地方政府。

　　第八，本书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小创新极大地简化了理论模型的推导过程。比如引入总工业品(Q)，使得子效用的表达变得简单；比如引入正负号作为代表性城市和非代表性城市的下标，避免了用i=1,2,…,n作下标带来形式上的不对称性；比如引入“折扣”城市，从贸易的角度出发，把距离无限远的城市折算为0个城市，城市的折扣解释使得空间中不同的城市具有加权加总的意义。另外，不同于F-K-M模型的是，我们将连续型企业改回到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的离散型企业，更切合实际，也有助于直观理解。

　　总之，在国内学术界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城市问题刚刚起步的时候，当国内多数研究基于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城市规模因素的时候，本书在参考了国外经典文章后，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创造了一个城市体系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最优城市规模的因素，并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与我国当前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