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序曲
       第一章广州开发区元年
       第二章1988：宝洁中国“起点”
       第三章跨国公司旗帜：从68到119

第二部分布阵
       第四章国内唯一综合性区域模式形成
       第五章开发区“基本法”
       第六章创业，从服务开始

第三部分创新

第四部分跨国公司
       第七章我也是宝洁的消费者
       第八章安利的营销模式
       第九章箭牌让中国人满嘴冒泡泡
       第十章仙妮蕾德商海沉浮
       第十一章谁人不识康师傅
       第十二章粤海变革
       第十三章东软魅力

第五部分品牌
       第十四章责任是最好的品牌
       第十五章人才的聚集效应
       第十六章品牌破茧成蝶
       第十七章由制造到创造

结语

广州开发区成立以来大事记

第一章   广州开发区元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是形容春天的脚步已悄然临近。

元者,万物之本。《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元年，即是一个开端，或者在春天，山花烂漫；或者在其他哪一个季节，细雨蒙蒙，树木蓊郁。自然，也有可能风云突变，电闪雷鸣。

广州开发区元年自然不是一种复始，因此它与春天无关,甚至与美好的季节无关，那一天，“风萧萧兮易水寒”，老天着实给了兴冲冲而来的开拓者、见证者一个下马威。

望着那一片荒外之地，人们心中难以涌动春天一般美好的意象，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岭南的春天，草木葱茏，百花争妍,空气嫩得像小姑娘的脸蛋。尽管那时并非春天，但是依然美丽的风景就在几十公里外的天河、越秀，在白云山，在麓湖公园，在人声喧嚣鼎沸之处。

但是，从世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仍有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因为，他们要共同见证一个“元”，一元复始的元；一个点，起点，挖掘点，探索点，开拓点，创新点，汇聚点。

由点及面，才能影响一片，才能面向开发区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把小麻雀放出去，再引来金丝鸟，最好是腾笼换凤。”

此语出自曾任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萝岗区委书记，现任中山市委书记的薛晓峰之口。这位当过报人，儒雅且满腹才情的官员，戴着一副眼镜，颇有一些学者范儿。那时他刚到任广州开发区不久，在老管委会大楼8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为干部们“吹风”与“洗脑”。当然，他的这一说法亦非“无根之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腾笼换鸟”）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同志于2008年5月29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文件形式正式提出的。薛晓峰甫一到任，便将“腾笼换鸟”变成“腾笼换凤”。他所指的“小麻雀”是什么？占地多、有污染的项目。他所指的凤是什么？高端项目。何谓高端项目？与“小麻雀”“背道而驰”者。但你若不熟悉广州开发区，以为薛晓峰所说的“小麻雀”就是小作坊、小工厂、小店铺，则大错特错了。对于此时广州开发区这个硕大无比的“笼子”而言，“小麻雀”不一定都小，甚至包括合同金额超亿元的大项目，这尤其是中西部很多城市的“抢手货”，比如我的故乡兰州。但“小麻雀”有共同的“缺点”——或如鸡肋，食之无肉；或有污染、能耗大、占地多。依薛晓峰之言，属于“米产”不达标之类。“米产”一词又是这位学者型官员在短时间内的又一创造，他让大家算的是每一平方米的经济容积率，“搞开发，这个是指标”，俗话说寸土寸金，但要看是什么金？镀金、贴金、足金？薛晓峰要的自然是后者。

时光荏苒，转瞬即逝。自薛晓峰来到广州开发区3年之后，开发区的项目投资密度从之前的每平方米500美元增加到每平方米1000美元，足足提高一倍多。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但宛如变了戏法儿。随着一只只“小麻雀”扑棱棱地飞走的同时，“金丝鸟”翩然而至，“凤凰”翩然而至，广州开发区这片热土变得更加生动而灵透。

广州开发区位于广州市东部。在很多广州市民眼里，那里至今还是一个偏远地儿。那里的房价曾经很便宜，几乎和三线城市差不多；即便在地铁即将通到开创大道（广州科学城的一条主干道）的今天，相对于广州市区的房价，那里的房子仍是便宜得“要命”。而在2006年时，当我进入广东省政府国资委所属的粤海集团设于广州开发区的一家企业工作时，房价不过每平方米三千多元。每到节假日，我总想到市区“游历”一番，区内有242路公共汽车通往广州火车站，从最繁华的开发区青年路到广州市区的天河城商圈，得耐着性子摇摇晃晃坐两个半小时，一路颠簸，过南海神庙，在大沙地绕个弯儿，然后是黄埔、东圃、天河，累死人了。若再遇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暴雨天，路上毫无悬念地要堵几回车，没三个小时恐怕无法抵达目的地，可谓身心疲惫之极。返程亦然。而早些年，更早些年，那些怀揣激情与梦想义无反顾地合作广州开发区创业的干部、职工更饱尝塞车之苦，他们坐的还是“东风”通勤客车，“有时七点钟从广州出发，到开发区已经可以吃中午饭了，下午六点下班，回到家里已经九、十点。”朱秉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十年畅想曲》，《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文选》，广州出版社，2008年11月，第36页。有一位同志去市委机关开会，中午一点半离开开发区，直到下午六点半才到天河区，会议早散了。如此，广州开发区被广州城里人视为乡下便不奇怪。不过，劣势与优势总是相对而言的，在跨国公司巨头眼里，广州开发区可是一块风水宝地。而薛晓峰“一介书生”之“腾笼换凤”之底气正在于此。此时，广州开发区远非20多年前的模样，早已脱胎换骨，由一个野小子长成英俊挺拔的后生，让无数“媒人”踩烂了门槛。

历史值得细细回忆与品味，逝去的岁月中的点点滴滴最有嚼头，还是让我们把视线再次萦回至1984年那个开发区元年。

这一年之前的任何一天，你若是一个游者，一个不经意路过这里的过客，或者是土生土长的村民，如果有心情，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放眼望去，那里只有大片的甘蔗林，地里种着香蕉、木瓜，空气中或许弥散着香甜的气息。而那些孤独地散落着的大大小小的水塘，有那么一些天，会雾气氤氲，水气弥漫。只是，你可能看不到那些滩涂湿地，由于地势低洼，经常会被漫延的东江水所淹没。你更不敢尝试着来一次探险之旅，因为一旦陷于泥淖之中，你可能会不可自拔，命丧黄泉。

未开发前的广州开发区的荒凉景象。资料图

此地与广州市区的繁华与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隔了一个世纪。尽管周遭亦有南海神庙、玉岩书院等古迹，有黄埔军校旧址；1000多年前，以此地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通达东南亚、西亚、东亚，明清时更远达欧、美。但俱往矣，沧海桑田，世事更迭，昔日良辰美景，一梦虚过。到20世纪50年代时，此地竟背负“广州西伯利亚”之称。当然，作为一个西北人，我知道它与西部光秃秃的戈壁滩是迥然不同的，岭南何处不是草木欣荣，铺青叠翠？即便是这里，那些遍布的水塘与植物让这片土地如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蕴含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毕竟是始于“元年”的岭南的一方水土。

那一年，温燕娇嫁到广州开发区，在她眼里，这里是一大片农田，人少地多，一下大雨就“水淹七军”，让这个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青春少女透心凉。她属于“新移民”。而麦灼兴则属于土生土长的开发区西基村人，他从小务农，种甘蔗、香蕉，挑土烧砖，打零工，品尝了生活的不易和艰辛。当时唯一一条通往黄埔（广州方向）的公路是一条烂泥路，每逢下雨则泥泞不堪，他只能推着自行车在泥泞中跋涉，不论寒暑。如果没有开发区元年，就没有他从事沙场生意并成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的传奇人生，乃至后来，还当选为区政协委员。

站在元年的起点上，机遇会接踵而至。

是的，一切都没有阻碍广州开发区开年铿锵有力的足音的踏响。在改革巨擘邓小平的运筹帷幄下，大开发的热潮已如南方夏日滚滚的热流喷薄而至，从首都生起，一路南下，至广州蓄势东行，一路风雨无阻。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4］13号文件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广州能居于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缪恩禄：《缪恩禄访谈录》，《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文选》，广州出版社，2008年11月，第66页。

1984年初的一天，广州市委研究室主任缪恩禄走进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的办公室，许士杰焦急地告诉他，中央准备在沿海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成立一批开发区，但其中没有广州。这个消息也让缪恩禄吃了一惊。许士杰指示缪恩禄立即组织人给中央打报告，假如不给广州办开发区，广州人民是不能理解的。那份给中央的“陈情表”由缪恩禄和市委研究室综合处处长郭晓冬起草，由许士杰略加修改后于1984年3月29日21时15分上报：

紫阳、谷牧并党中央、国务院：

小平同志关于沿海城市要更加开放，采取某些特殊政策，以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鼓舞。最近中央召开沿海城市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城市工作问题。广州是华南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但未能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我们迫切要求中央能重视发挥广州这个沿海港口城市的作用，给广州以必要的特殊政策，使广州的经济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自1980年中央对广州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广州的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有了较大发展，但其发展速度以及所做贡献与广州所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其中有我们的主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受现行管理体制束缚，使广州的优势难以发挥。

广东省虽然有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也只限于在深圳、珠海有效，广州与其他内地城市一样，没有多大的特殊性和灵活余地……为此，我们要求中央能体察广州的实际困难，把广州作为沿海重要港口城市，给予特区的某些政策，在引进外资，发展独资经营、合作经营、合资经营方面给广州更大一点的审批权，在关税、工商税以及资方纳税所得纯利汇出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使广州发展得更快，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於文喜：《热土倩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22页。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由谷牧同志主持起草并经过五次重要修改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既得“尚方宝剑”，广州即“闻风而动”，体现出雷厉风行、讲求时效的“广州速度”。其实在焦急地等待批复的过程中，广州已经积极行动起来，4月26日，广州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成立，由7名成员组成：广州市委副书记朱森林兼任组长，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缪恩禄任副组长；小组四个成员是：市外经贸委副主任过沛南，市冶金局局长黄瑞源，市建委副主任董明训，市商委副主任胡大任。后来又补充副市长石安海任副组长。为配合领导小组工作，又调进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市旅游局副局长、东方宾馆总经理杨献庭担任；另一个是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县级干事朱秉衡。到当年7月时，马灿彬、欧阳慧娟、李东云等陆续到位，从事人才招聘和法律法规工作。

在广州开发区走过20年光辉历程时，朱秉衡充满深情地回忆人生中那最精彩的20年：“我把生命中最重要、最精华的20年奉献给了开发区这项事业，我对开发区的草木春秋、人物风华都有着难离难弃的深厚感情。”

在广州开发区走过30年光辉历程时，创业元勋共聚一堂，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雷宇言，现在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困难比过去要多得多，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来的条条框框，没有勇于担当的精神，那是不行的。

石安海言，当初刚到开发区，工作非常艰难。今天我从市区往开发区走，一路是康庄大道，今非昔比。30年是而立之年，希望广州开发区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充当全市经济引擎。我们不要说排第几，要永远走在前面。

于幼军言，勇于担当的精神财富，比30年取得的业绩更加重要。

广州开发区“奠基人”之一朱森林言，居安思危。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言，广州开发区要进一步发挥作为改革试验田和开放排头兵的作用，为广州加快转型升级、抢占发展制高点、提高国家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集聚力和辐射力做出更大贡献。

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黄埔区委书记陈志英提出“五个始终如一”：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一切为了企业；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把开发区的发展与全市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

有几个最原始的数据，足以印证当年创业的艰难和不易。

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得到的初始资金只有2万元人民币；购置的第一批财产是10张办公桌，每张单价37元，是那种用低档木头做的，俗称“一头沉”的“古董”。当时朱秉衡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桌子拉到筹建小组的办公地点东方宾馆，但东方宾馆的门卫死活不让他搬进去。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门卫“守土有责”，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

按朱秉衡的说法，开发区就是这么穷酸地开张的。

办公室的招牌由朱秉衡用仿宋体手书“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两尺宽四方的白纸，底下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Gua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District”。当时对“区”的英文单词用的是“District”，广州开发区的简称就是“GETDD” ，后来也根据这一缩写由朱秉衡设计了开发区的第一个标志并沿用至今。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告诉朱秉衡，用“District”翻译广州开发区的“区”是错的，准确的用词应该是“Zone”，“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是一个大的区域，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像广州开发区这种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人家是好心指错，但朱秉衡显然听出了画外之音，心里却想：“错是错了，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说不定将来开发区真的就发展成为足够大的‘District’。”30年后，不，20年后，当朱秉衡陷入绵长而美好的回忆时，知道当年的将错就错最终是没有错的，广州开发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District”。若干年后，我在担任广州开发区作家协会主席时，在发给作协会员的会员证上印的正是烫金的“GETDD”英文简称。应该说，这是始于1984年的历史烙印，历经20多年风雨洗礼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燠热的南方之夏与筹备领导小组如火如荼的工作情景“水乳交融”。经过广州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与20多位经济、金融、管理、规划、建筑、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多轮研究论证，最终把目光瞄准于后来开发区西区这块“金三角”。这里有一个码头，叫黄埔新港，是深水港，将来对外交通运输方便；此处离广州有适当的距离；人烟比较稀少，人口迁移等任务相对没有那么重。

当时有3个区域规划方案，第一个方案比较大，有57平方公里，范围从现在东区南岗桥为东面边界，一直往西到标致汽车厂，把文冲船厂、黄埔新老港和大沙地等地区都囊括其中。

第二个方案是33平方公里，也是以南岗桥为界，一直到文冲船厂。按这个方案，文冲船厂认定是已经划进开发区了。

缪恩禄至今清晰地记得谷牧蹲在横滘河桥上给广州开发区划界的情形。镜头永远定格在那一历史性的瞬间：1984年6月8日，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在任仲夷、朱森林等领导的陪同下，戴着草帽蹲在横滘河桥上为开发区选址，其他同志或半蹲，或站在周围，一张规划图纸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谷牧边看图纸边看地形地貌，最后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块大好的地方！”

谷牧同志与大家研究选址规划。资料图

1984年6月19日，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为朱森林（兼），副主任为石安海（兼）、缪恩禄；委员为过沛南兼秘书长，黄瑞源兼工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董明训兼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胡大任兼商业服务总公司总经理，杨献庭任办公室主任。

喜讯很快从北京翩跹而至，1984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对外开放工作报告的批复》同意广州在黄埔区东缘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此，黄埔区南部一片被珠江、东江和横滘河围起来的96平方公里的三角区域，成为广州开发区的起点，也就是如今被开发区人称为“西区”的板块。这是第三个方案。作家於文喜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传奇》一书中对“西区”有这样的描写：华南地区最大的港口——黄埔新港就在区内，近海可通全国各沿海港口，远洋可达世界沿海各国，是中国与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距离最短的大口岸，拥有2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10个，年货物吞吐量为1500万吨。在东江沿岸，已建成5个可停泊3000吨以下货轮的浅水码头，正兴建的新沙港是国家“七五”“八五”计划重点工程，年吞吐量可达560万吨。广州至深圳铁路夏园编组站与黄埔新港有支线连通，可为区内企业承担铁路货运。

12月的南方，有时也冷得尖酸、刻薄。人在室内有时都会被冻得凄冷、麻木，况且在空旷的寒风凛冽的外面。12月18日清晨，广州开发区办喜事似的喧嚣起来时，天公不作美，阳光在云遮雾掩中消失殆尽。陆陆续续聚集此处的人们格外期盼那些暖阳高照的天儿，他们早已习惯了南方的冬天，那些阳光像搅浑了的蛋黄似的被揉搓到头上、身上、脸上、手上，那么惬意——不想还好，一想就更哆嗦着不行，阴冽的风密集地往人们脖子里灌。但是，当三千多名不同肤色、民族、信仰、语言的来宾的欢声笑语齐聚一处时，严寒似乎被逼迫了，逃逸了，知难而退了，它们也一定知道今天是这片土地的开发元年，是世世代代广州人的一个梦，是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一个梦。如今，梦想将成为现实，触手可及。

在靠吹沙填土形成的两三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同志任仲夷、林若、许士杰、叶选平、朱森林挥锹动铲，为广州开发区奠基石培土——广州东部这片沉睡已久的土地幡然觉醒。

是的，从这一刻起，广州开发区开始纪年。

30年之后，作家施大鑫给我介绍他当年写的一篇文章《热土礼赞》，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建区至今，广州开发区已同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先后接纳了18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这里投资设厂，世界排名前500家跨国公司已有24家在这里落户。截止到1995年6月共批准三资企业合同375个，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60个，已投资试产工业企业达230多家。”

谁会想到，30年后的广州开发区（萝岗区），从96平方公里到管辖面积39322平方公里。从2万元筹备经费到生产总值（GDP）、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预计分别突破2200亿元、5200亿元、600亿元，继续保持位居全国开发区前列的优势。这不是神话，也不是传说，而是活生生的数字，既是广州和广州东部这片土地所焕发的神奇魅力使然，更是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一代又一代创业者奋斗征程的写照与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