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写我的家庭,写我的人生,写我的所见所闻及所思所想,写我的喜怒哀乐。虽然言语可能比较啰嗦,故事也不一定生动感人,但这是我个人一生的记载。写到高兴处,我心情舒畅,眉开眼笑;遇到伤心事,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我想把这一辈子的酸甜苦辣留给儿女们,待他们想重温老一辈人的经历时,拿出来看一看,或许会有另一番感受。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是枪林弹雨的岁月,缺衣少食的生活,艰苦卓绝的环境以及家境愁苦的日子。他们可能再也不会遇到我们那时的境况,只能听我们这些老人的讲述和记载留给他们。
作者简介
袁天兴 男,1931年出生于陕西淳化县。15岁参军,一生从事军队医药学事业,立过功受过奖,在自己一生的军旅生涯中,先后在军内外医药杂志发表《癫痫患者口服卡马西平血药浓度测定的临床意义》、《利福平口膜溶出度的研究》、《庆大霉素使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40余篇;自著和与他人合作编撰《药物动力学实践与研究》、《药师手册》等著作10余部。现在已年逾80有余,仍坚持每日读书看报,吸取营养,笔耕不辍,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一、我的家
1.窑洞和土坑是我的家乡
2.父亲童年丧失父母,辛勤劳累积劳成疾
3.富家女子出嫁成穷人媳,勤劳支撑一家人
4.命运多舛,四弟小妹英年早逝
二、我的童年
1.疾病不断,受尽折磨
2.家贫勉强上学,有时干出傻事
3.战争年代上完小,学习战备两不误
4.路途遇狼脱了险,遭遇诬陷难解脱
三、步入军营
1.幼小参军卫生兵,不慎闹出小问题
2.战地救护尽责任,誓与伤员同生存
3.改行干药业,新业务多学习
4.兰州战役惜别首长,幸福生活勿忘先烈
四、校园记事
1.有幸选送上大学,珍惜机会努力学习
2.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决定我打“老虎”
3.并校宣布学制不变,毕业时变了卦
4.实习遇上老同学,谈起恋爱受阻滞
五、药业四十三年
1.医院药业简介
2.自学三年,学完大学主要课程
3.千里押车进北京
4.积极筹建医院药局,首开中药处方外购药
5.为建中药房,远行千里提取中药架
6.下放劳动当队长,大搞积肥备春耕
7.书生意气搞新药物,脱离实际终放弃
8.参加国家生物医学座谈会,拓宽视野长见识
9.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艰苦共渡难关
10.勤奋学习业务技术,编著两本书
11.参加“四清”工作队,接受“再教育”
12.建院初期付辛劳,调资提级没有门
13.不要官职,只求学识
14.两次去医疗队,任务不同,收获都一样
15.小女生病挂心肠,寻医问药病痊愈
16.人才断了档,新兵忙补充
17.因“祸”得运,派出学习新业务
六、特殊任务
1.旧案重提,组织决定我负责办专案
2.办案进行中,“受害人”来投案
3.破案为院解疑点,反倒要我做检查
七、离休后的生活
1.要求提前离休,摆脱困境解烦恼
2.办校初具雏形,融入总后老干部大学成一体
3.校长十年期间,尝尽酸甜苦辣
4.勤学苦练学书画,力争年年有长进
5.蠢事多多,生气又可笑
八、健康之路
1.合理饮食,粗细搭配
2.坚持活动,保持身体活力
3.情绪乐观,精神饱满
4.观注大环境,改善小环境
5.经久锻炼见成效,多次摔跤不伤骨
九、舞场闲谈
1.喜爱跳舞,坚持煅炼
2.舞场结伴多面观
3.舞姿做到家,效果会更佳
4.为健康而歌舞
5.舞场的潜规则
十、兴趣颇多,爱好难如愿
1.家庭养花,美化居室
2.精心制作养盆景,室外丢失真痛心
3.辛勤劳作,收获有成
4.作品选录
附录
1.对书法发展的遐想
2.对书法线条的思考
3.执笔琐谈
4.书法简繁字体混用之浅见
5.试谈捻转用笔
6.书案拾零
7.试谈郑板桥的墨竹
8.烹调中的糖、醋、酒
9.在校十年
10.悼念我的母亲
11.家人摄影选录
后记
一、我的家
1.窑洞和土坑是我的家乡
我是陕西省淳化县(新中国成立前称赤水县,是原部分淳化县和部分耀县合并而成。何谓赤水,此地处于国共两党交界地区,国民党杀人太多,血流成河,所以叫赤水县)胡家庙乡北袁村人。村子住户坐北朝南呈一字形排列,总共有二十多户人家,所有人家都住窑洞。村子虽小,但从村东到村西也有三四里的路程。靠东靠西两头人家较少,加在一起只有五六户,大多住在村子中间,都是独门独户。村西头原来只有我们两家人,在我三岁时,我的五伯父挨着在我们两家之间打了一户庄子,这样,村西头就有三户人家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往村子西边搬迁的人家愈来愈多,因为西边有直通省城和各县的公路,交通方便。我们那儿的地形南低北高,越是向北地势越高,呈台阶式。窑洞分两种。一种是明庄,即取地势较高的地形,下挖地势低的一侧,从一面或两面直接挖出窑洞,窑门向南或向东,为的是向阳,窑外四周再筑起土围墙,南边开出大门。经济条件好点的大门上边还盖起门楼,显得庄重美观,整体构成一个小院,从远处就能看到,所以叫明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陕北山区延安的窑洞,都属明庄之类。另外一种是暗庄,也叫“地坑庄”,多在平原地区,平地向下挖出正方形或矩形深坑,深度大约五六米,再从四边挖出窑洞,我们也把它叫作“四合院”,一般在南废弃的地坑庄
边的一侧打出一条院通往外边的慢上坡,从洞内通向外边的平地,洞口外边我们管它叫“涯背”。洞口中间安有大门,叫作“哨门”。
这个洞短则四五米,长的则有六七米。这是“四合院”的人们进出家门的唯一通道。外面的“涯背”是很宽敞的,有拴牲口的凉畜场、粪堆和打麦场等。这样的窑洞远处很难看到,走近才能看到原来是住有人家的全家福
窑洞,所以叫暗庄。明庄的院子都比外边的道路高,并备有排水渠,无论雨水、雪水均可顺势向外排去;而暗庄需要在院子里打水窖,以便收集雨水,防止雨季窑洞被淹,遇到下大雪,需用人工将雪挑到“涯背”堆放,以免影响院子的土层和整洁。
对于住在暗庄的农户,最费劲的还是处理人畜粪便。农家的厕所我们管它叫“灰圈”,顾名思义,就是把烧了炕的灰烬和做饭烧的柴灰倒在一起堆起来。灰烬有吸附作用,人们在它的周围排便,臭味被吸附了,避免了“臭味满园”。农民并不懂得什么科学,可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这么好的经验办法,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多么聪明的人民!农民一般都养有牛、驴、骡等牲畜,有的还养猪、羊什么的。这些牲畜都是圈养,几乎每天都要用新土垫圈。目的一是为了掩盖牲畜的粪便,更重要的是为了积肥。垫的土是从大门外边挖取的黄土,就地摊开晾晒,待晒干后,再挑进园子堆放在牲口圈的旁边备用,待圈内的肥积到一定程度,就要挑到“涯背”,堆放在一起,继续发酵,为农田备肥。农家肥过去主要就是指这种肥。明庄院内外比较平坦,可使用独轮车,人工推着就可完成积肥的任务,省力省事多了。而暗庄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完全靠人力完成。
西北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比较贫困,但却从不缺乏智慧。他们因势利导,就地取材,只靠人力就能打挖出栖身的窑洞,不像盖房子还需要准备很多建筑材料。窑洞冬暖夏凉,从不怕失火,自小只听说过打麦场有失火的,但从未听说过窑洞失火的事。
冷天取暖也很简单,凡是住人的窑洞,靠入门的一边盘起土炕,用柴草烧炕取暖。烧的柴草多是夏秋农作物的秆茎,做饭也是如此。光靠这些庄稼的秆茎作柴火是根本不够的,到秋末冬闲时节,我们还要到附近山沟里砍柴,也常到三四十里外的深山(我们叫“黑松林”的地方)里砍伐小树,早出晚归。为了维持土炕的温度,烧炕的柴草还没有完全燃尽时,煨上晒干了的牲畜粪便或树叶与土的混合物,或是煨上扫来的小草与土的混合物,叫作“煨里”,用它来煨土炕要是煨好了,能保持七八个小时的温暖。陕西也是一个产煤的地方,距我们村百里之外有个叫“安子涯”的煤窑。虽说可以提供煤炭,但因距离遥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加之经济状况不允许,因此使用煤炭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只能是一种奢望。天冷时,人们入窑脱鞋上炕,必要时围上被子,很暖和。
土炕也分大小,小点的可睡两三个人,大点的可以睡10多个人。睡炕也用不着操心二氧化碳中毒的事,靠土炕的最末端,都挖有通向外边的通道,也叫烟筒。烧炕和煨炕冒出的烟,都从烟筒排出,从来没有听说过睡土炕发生二氧化碳中毒的事。过去我们那儿没有专用厨房,厨房与卧室自成一体,为的是方便。做饭的锅灶与土炕是连接在一起的,灶台与土炕之间筑起30到50厘米高、20厘米左右宽的隔墙,我们叫它“背廉”,为的是防备大人做事时因照顾不周,导致小孩在炕上玩耍时掉入灶台,发生意外。锅灶与土炕的内部是相通的,借做饭时产生的余热,顺便给土炕也加温了,一举两得,还节约了燃料,这就是西北人民的智慧。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大多数人家都有了单独的厨房,吃睡分开了,做饭用起了煤炭,再也不用为燃料发愁了。
我的父亲
一般地讲,凡是住有人家的庄子,周围都有树木。大多是柳树、杏树、枣树、椿树,个别的还有梨树等。树木可以固化土地,防止水土流失,也有美化环境和遮阳的作用。每年夏秋时节,杏子和枣子成熟了,硕果累累,红艳鲜活,真是一道喜人的风景线。我从小就学会爬树,上树摘果子吃,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但是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也是常有的事。记得十岁那年,我放学回家,看见路边一棵枣树上的枣已经成熟。树近端的枣已被人摘光了,只有远处高端还有少量的红枣。红枣随着树枝的摆动在空中一颤一颤的,仿佛在挑逗着我,令我垂涎三尺,于是我奋不顾身爬上了枣树。我一心只想往枣多的细枝高处爬,全然不顾处境的危险。结果可想而知,不慎从树端重重地摔在地上。据后来大人们说,我摔在地上躺了不短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摔死了,就在大人们大呼小叫地围拢过来时,我却一骨碌爬起来,跑回家了。此事传到母亲耳朵里,她含着眼泪既心疼又生气地教训了我。虽然我后来也会经常爬树,但绝不敢再冒险了。
2.父亲童年丧失父母,辛勤劳累积劳成疾
我从未向父母了解过他们的苦难人生,因此对父母的前半生,我了解得很少,实在惭愧。只是偶尔听母亲谈到一些我们祖辈的往事,也实在是有限。据说爷爷奶奶早逝,父亲兄弟两个,老大童年时被狼吞食,父亲为弟,年幼的父亲无人照顾,流离失所,靠讨饭度生。他只有姓没有名,村里人管他叫“狗混”,意即像狗一样混饭吃,乞讨过日子。后来小爷爷看他实在可怜,便在父亲十多岁时收留了他。小爷爷为父亲正名,叫“袁万时”。小爷爷家也穷,父亲不能白吃饭,只能去给有钱人家放羊。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出去放羊,早出晚归,放羊是件非常苦的差事。中午最多带个窝窝头,晚饭吃的是人家的剩饭。剩饭多少没有定量,不够吃也没有了,饿肚子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冬天,牧归都在夜幕前夕,父亲又冷又饿,冰冷的剩饭主人从不给热一下。狠心的婆娘(女主人)还要他靠着结了冰的水缸吃饭,愈吃愈冷,全身哆嗦发抖,都不知道饭是啥滋味!父亲常常流着泪水吃饭。
据村里人讲,牧羊时间,父亲常常坐在沟坡的石头上,叫爹叫娘的哭泣,过路人看到无不动情心痛。由于劳累和生活的艰辛,父亲自小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又喘又咳。我从小就看到父亲咳得要死要活,非常痛苦,但因家境贫困,从未做过治疗。
父亲自小就聪明。他放羊时,常跑到学校附近听老师教学生读书,听得最多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七言杂志》等。听多了,他能把《三字经》《百家姓》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上小学时并不学这些,可是父亲教我背,我也背会了不少,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些书是啥样。
据说,父亲十二三岁时,就有人给他说了媳妇,是距北袁村二十里路的庙店里家人。女孩十岁时生病,因家境贫困,于是将其送到袁家,成了童养媳,也是为了治病求生。袁家虽穷,但为了儿子成亲,也给女孩做了些治疗,但终因疾病逐渐加重而身亡。
由父亲从小练就了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那里属黄土高原的沟壑地区,土质薄,虽然家有数十亩土地,但缺乏劳动力,仅靠父母耕种,加上缺肥缺水,只能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一年辛苦下来收获不了多少粮食。从我记事起,粮食年年不够吃,每到春天,总是为吃饭发愁,常常是到处借粮,待到夏季打下粮食再还,因此有借着吃、打着还的顺口溜。借粮的利息很高,少则借一斗半还一斗半,高则要还两斗,如果夏季收成不好,还不起或还不够,那就“驴打滚”,利息更是翻番,哪敢多借。我们还得依靠挖野菜度日,将野菜加点粗粮蒸出菜团子,或熬成稀粥吃,几乎每天吃野菜,拉出来的都是绿稀便。
父亲胆量特别大。过去,我们那个地方狼特别多,父亲能讲出很多关于狼的故事。据父亲讲,一次他出远门,返回时天已很晚了,路上遇到了一只狼。狼就跟在他的后边,他向前走,狼也跟着走,他站住了,狼停下来。两者对峙,狼目透凶光,一直跟他到家门口。父亲进了院门,狼也结束了尾随。父亲讲,遇到狼千万不能跑,跑表示胆小懦弱,狼趁机会向你发起进攻,聪明的办法就是与狼周旋。狼也很聪明,没有足够的把握它是不敢攻击人的。父亲还讲了另一次遇狼的事。也是夜里回家,途中遇上了狼。一开始是狼尾随着他,不一会儿,狼跑到父亲前面蹲在路中间,堵住他,父亲假装没看见,照样前进,狼却不进反退。过了一会儿,狼又跑到他的后边,继续跟着,再后来又跑到他前边。这样反复了几次,一直到家门口,父亲进家关门大吉。狼也是欺软怕硬的,父亲手中唯一的武器是不到两尺的“烟带锅”。不怕狼,对付狼要的是过硬的胆量。
渐渐地,我们兄妹几人都长大了,家里劳动力多了,父母的负担减轻了不少,生活较之以前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比较困难。改革开放前,家乡属于贫穷落后的地区,虽然每年农民都能交上销售粮,但到第二年春天还是需要吃返销粮,吃的返销粮比上交的销售粮还多。百姓的生活真正有起色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土地经过平整改造,加之肥料充足(化肥),产量大大提高,从过去亩产几十斤提高到上千斤。村里还划出部分土地种植苹果树,年景好时,家庭收入可达到几万元。住窑洞已成为过去,家家盖起了新房。几乎每家都有农用车,个别的家庭还购有小轿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战争年代我参军入伍,父母思儿心切。父亲更是多方打探,一旦得到消息便追随部队到驻地来看我。记得那是1948年初,部队出征西府。天黑刚到宿营地,正在做饭时,父亲来了。我奇怪地问父亲,你怎么寻到这里的,他讲我有耳目。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部队的行动路线,可是用心的父亲就是能打探到部队的行踪,抓紧时间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到部队探亲,卫生部领导总是请父亲一块吃饭、拉家常、讲解时局,也介绍我的工作表现,与父亲非常亲切。离别时父亲总是鼓励我安心在部队好好工作。第二天天不亮,部队出发了,父亲也趁早回家。当天部队过泾河(距家四五十里路),遭遇到敌人的阻击。敌人飞机的轰炸声、两军对阵的枪炮声,震颤着父母的心。据讲母亲哭了一整天。为了我的安全,母亲还许了“愿”,以保佑我的平安,直到20世纪90年代,母亲杀了头猪,终于还了这份“心愿”。
因为我是军人,家景贫困,多次得到政府部门的救济,大到给牛、碌碡,小到粮食经费等,这对我安心在部队工作是很大的鼓励。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身体愈来愈差,每到冬天,老人家服用麻黄素、氨茶碱等缓解症状。我经常买这些药寄给他,为增强体质,还买过紫河车等,这些药对减轻症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父亲积劳成疾,年老多病,最终因心肺综合征于1972年1月12日不幸去世,享年71岁。父亲病重期间,家里给我发过电报,因工作延误了几天。待我赶到家时已是晚上,父亲已于当天早上埋葬了。据兄弟们讲,父亲临终前,多次向窗外观望,就是盼望见儿子一面。我听了,心如刀割,上父亲坟墓前痛哭一场,每每想起此事都是痛心难忍。
3.富家女子出嫁成穷人媳,勤劳支撑一家人
母亲是本省三原县西槛村人。三原县是平川,属于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又得益于泾惠渠灌溉,盛产粮、棉、油,不缺吃不缺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淳化县虽与三原县是邻县,位于三原县西北方向,但属于高原沟壑地区,也称山区,土地瘠薄又缺水,人民生活贫苦。两县素有山里山外两重天之说。平原地区的人把山区人叫“北山狼”。地处三原县的姥爷家境当然比较好(新中国成立后评为富农)。姥爷有六七个子女,包括三个女儿。母亲最小,姥爷的前两个女儿都嫁在本县附近,唯其小女——我的母亲,远嫁给贫穷山区,两家相距100多里路程。我小时很难理解,一个富裕的家庭,为何把女儿特别是家中的小女儿远嫁到如此贫苦的山区?后来听人讲,爷辈有做生意的(多是大烟土),经常路过姥爷家歇脚,提起父亲的婚事,过去重男轻女,姥爷儿女也多,母亲不到16岁就出嫁到袁家。据母亲讲,她是步行进村子的。民国之前,女子都兴缠足,未裹足的女子被人取笑、瞧不起。但母亲却说,缠足有什么好处,走起路来东摇西摆,弱不禁风。这正是姥姥的开明之处,三个女儿都未裹足。到父亲家一看,哪是什么家呀!小院子有两个窑洞,杂草丛生,蒿子有一人多高,还有野兔窝。旧社会的婚姻价值观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就这样嫁给了父亲。父亲因为有了媳妇,安下心来,过起了小日子。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聪明伶俐,勤劳勇敢,喜欢动脑筋。家中因为有了这样好的贤内助,再依靠两人的辛勤劳动,够吃够穿,日子过得还行。后来孩子逐渐增加,我到八九岁时,已弟兄四人。当时地虽不少,但兄弟年幼,缺乏劳力,可人口增加,种粮缺少肥料,收成也不好,家境变得愈来愈贫困。
我的母亲
为解决穿衣,母亲学着纺纱织布。三原县是棉花产区,舅家种有棉花,母亲常去舅家要一点。舅家为敌占区,我们那里是解放区。距我们村南边第四个村子叫作官庄,是近百户人家的镇子。此镇以南是敌占区,北边是解放区,敌军在每个通道都设有关卡,称作封锁线,封锁很严格。从敌占区带棉花、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一律禁运。我记得11岁那年春节,父亲带我去舅家拜年,回家顺便带了十多个灯笼,过关卡被查,因过年禁运更严格。保安没收了灯笼不说,还要把我们送到淳化县公安局。公安局长叫梁干桥,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相传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在他的屠刀下。我们真怕,赶快传叫家住附近村子的表哥,请他出面说情、出钱,终于放了我们。正逢年关,表哥请我们到他家做客,还没到家,保安又追了上来,说不行,必送淳化县公安局,我们又返回说情送钱,折腾了半天,好容易被释放,赶紧通过封锁线回家,我们父子俩都吓坏了。回家后将此事讲给母亲,母亲听了喜忧交加,直说我们父子俩命大。
带棉花通过封锁线,都是秘密冒险通过的,说严重点那是用生命换来的。母亲利用农闲,特别是晚上的时间纺线,黑着灯也能纺出棉线来。母亲不会织布,是将自己纺的棉线交给会织布的人家代织,对方收取一定的棉线作为酬劳。后来母亲觉得不划算,花工夫是小事,关键是棉花来之不易,于是她自己学着织布。织布不易,工序很多,浆线、拉线、上机、织布等等。为此,父亲找人做了一个土织布机。这样从纺纱到成布,全套技术都能完成了。这样的布称作粗布或土布,很结实耐穿。夏天穿白衣白裤,虽不耐脏但当地人都这么穿。到了冬天,就没人穿白色衣服了,既不耐赃又不好吸收阳光保暖,这就涉及染色的问题。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民总是能够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双手,维持和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实现自给自足。染布是用土办法,将老池(长期积蓄水的土坑或人工挖的蓄水池,供人、畜饮水用)水下的淤泥掏挖出来,平涂在布面上,放置一定的时间,再洗去淤泥,布就成了淡黑色;再把板蓝叶(当地有野生的)捣成泥,加水浸泡粗布再涂淤泥,布就成了灰蓝色,不用花钱就自行解决了从纺纱、织布到染色再成衣的问题,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小作坊。
北方人多以面食为主,很多面食需要发酵,叫做发面,使面食变得既松软又容易消化,发酵过程会产生酸,必须用碱中和。可是过去在农村我们从未听说过碱,而使用自己制作的灰水,是将自家种的荞麦秆烧成的灰分收集,将其装入柳条编织的箩筐中,堆成纺锤型,顶部留做成凹形小坑,以便加水,底部做一小出口,收接从上向下渗出的水,只要从上面小坑不断地补充水分,下面就会不停地流出灰水。最先流出和最后流出的(看颜色)弃去不要,怕混有杂质和浓度不够,收集中间的贮存备用,因为是用灰做成的,所以称作灰水,颜色呈深褐色,有股特殊气味。使用时完全凭经验,既是熟练的家庭主妇,蒸馍、烙饼等也要事先做小点面块,放入火中烧成验证,才能确定所加灰水是否合适。
后来我懂得了点小常识,用灰水洗头,头发会变得蓬松、舒展、光滑亮堂。
灰水也有毒性,听大人们说寻短见的人,喝灰水也照样可以丧命。
还有诸如榨油、制醋、磨豆腐等等,都是农家可以自行制作的。
还想说说过去我们那儿人洗衣服,是用皂荚,也叫皂角,是皂荚树上结出的一种果实,含有皂苷,碱性很强,洗衣时将其放在衣服污垢处,淋上水,用一种木制的棒槌捶打,就有泡沫产生,再经过挫揉、漂洗,衣服会洗的干干净净。
也听说过城里人用“洋碱”洗衣服(实际是肥皂),说的很神,只要洋碱往脏处一摸,衣服就会变得干干净净,可是从未见过。后来到城市,看人家洗衣服,可不是像传说的那么悬。
啰嗦这些,无非想说明,过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生生不息,繁衍成长发展壮大。
每当到了春天,粮食不够吃,母亲一大早就要去摘苜蓿(农家种的一种喂牲口的草)和挖野菜,回家后将其洗净,再和上玉米面或粗面粉,混合在一起,和稀一点,煮熟成菜糊糊,稠一些的,蒸成菜饼,这就是早饭,多一点就是一天的饭。春季吃粮多是用高利贷借来的,一直到夏季收了麦子后,吃饭问题才能得到缓解。所以就有“借着吃打着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的谚语。
中国的农民老实淳朴、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西北的农民还带了一份憨厚和本分。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们常对我们兄弟几个说,人穷志不能穷,可以要着吃,不能抢更不能偷着吃,要着吃,是因为穷,抢、偷那是另一回事。做人要正直,遇事一定要讲道理,说话要和蔼,办事要公道。他们对儿女的管教也很严格。如走路时低头弯腰、脚跟拖踏着,像个老头子那样走,吃饭时嘴吧嗒吧嗒作响、说话时鼻音过重等等,老人家都要教训一番,说人吃饭不能像猪吃食一样,吧嗒吧嗒作声;说话嗡嗡声太重,像捂着鼻子在水缸里说话,人家听不清,等等。一个农民家庭,对他的儿女能如此这般教养,可见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沉积多么浑厚。
父母亲合影
二老对粮食倍加爱惜。收麦打场,他们看到掉在打麦场上的麦粒,面向黄土背朝天,忍受着太阳的炽灼,赤红的臂背汗流如注,田间辛勤劳作的成果,不能轻易丢失,于是他们总是一粒一粒捡回掉在地上的麦粒,生怕遗漏了一颗。就这样辛辛苦苦一年,仍然饭吃不饱。可想农民对粮食的珍惜,正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家吃饭,吃完了饭的碗,父亲还要把碗舔一遍,凡是掉在炕上的饭菜(西北人吃饭大都在炕上),都要捡回吃了。这个传统,我一直坚持,孩子掉在桌子上的饭菜,都得拣回吃了。我们家几乎没有隔天剩菜饭,从不将剩饭菜倒掉。有时中午饭菜做得多了,或者不可口有剩余的,晚饭做成泡饭或煮面条,将所有剩饭、菜加入,一锅煮,好赖大家都得吃,吃个精光。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不少人将剩菜剩饭倒掉。据报道,每年全国浪费的粮食够两亿人吃一年,多么触目惊心呀!现在孩子成家立业,独立门户,优良家传可能就在这一代人给断档了。
母亲还懂得不少防治病知识,她是一位优秀的“护士”。20世纪30年代,我十岁左右。我们那儿流行了一场麻疹(我们管它叫麸子病,出现在皮肤上的疹子像麦麸子样)。疾病来势凶猛。先是发烧,接着就是皮肤出疹子,高烧不退,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或者良好的护理,几天后就会死去。全村十岁左右以下的孩子,大多数都未逃过此灾,全村人心惶惶,整天听到哭声不断,令人恐惧不安。我们家四个孩子,最小的四弟症状比较轻,我最大,症状比较重,高烧不退,母亲整天守在我的身旁,只让我躺着,催我喝水,连院子都不准出去。大约十多天后,我的症状逐渐减轻,就这样我们弟兄几个逃脱了一劫。后来人们都说我家孩子命大,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母亲精心护理的结果。
1989年,我患了痢疾,病未愈去兰州参加学术会议,路过西安顺便探家。九月份,正是西瓜上市的季节,兄弟们买了西瓜,我说拉痢疾不敢吃,母亲听了说,正是要吃西瓜,拉痢疾是热性病,西瓜是凉性的,更应该吃。于是我大胆地吃,症状真有所缓解,我自愧一个药师不如农家母亲。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教给农民必要的防病治病的知识,所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兴旺发达。
母亲曾多次来京帮我们带孩子。上世纪60年代初,正逢困难时期,物质匮乏。单位组织打树叶、培养小球藻,以补充主食不足。我们四个人的标准五个人吃,常常吃不饱。母亲去菜市场,拣菜场扔掉的烂菜叶子(现在菜场扔掉的烂叶子比过去买的还好),做成菜疙瘩或菜饼,以补充主食的不足。
那时候,外地人进京居住是很困难的,三天两头查,加之生活困难,我们只好让母亲带一岁多的女儿回老家。这给家里与母亲增加不少困难,孩子又不适应,常生病,两岁时我们又把她接回来送托儿所了。由于祖孙情感,初送托儿所时,女儿整天哭闹,奶奶想孙女,老是跑到墙头去看,结果奶奶在墙外哭,孙女在院内哭。小女儿四岁因病住院,不让陪住,还是奶奶窗外哭,孙女病床上哭。娘呀!您为儿遮风挡雨,还要为孙儿操心流泪,您为儿孙付出的太多太多,操尽了心,流干了眼泪,儿孙为您却做的太少太少。娘,孩儿经常想念着您,梦中常常见到您,您永远活在儿子心中。
在乡下,老人活着儿女们不一定孝顺,但老人去世,都大搞排场宴请。我觉得这是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于是和母亲商量,在她80大寿时,我们儿女给她庆寿,但过世后一切从简。老人喜欢热闹,高兴地同意了。1993年逢母亲80大寿,我专程回家给母亲祝寿。兄弟们商量,寿宴应既勤俭又热闹,不铺张不浪费,过个让母亲满意的寿日,决定请两位吹鼓手,邀请左邻右舍及亲戚参加。祝寿的议程一是奏乐;二是儿孙致祝寿词;三是亲友致祝寿词;四是给母亲献上长寿面;五是母亲讲话;六是聚餐。热闹了多半天,村民反映很好,母亲也非常满意。劳累了一生到耄耋之年的母亲,面色红润,精神爽朗,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身体无大毛病,只是听力有些下降。我对母亲讲,爱护好自己的身子骨,多加保重,到90岁,我们还给您过大寿,比这次还要热闹。谁料1996年,母亲年迈多病,加之心情不畅,一蹶不振,卧床不起,救治无效而撒手人寰,享年83岁。
兄妹合影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母亲病重时,兄弟们给我发了电报,待我接到电报,整整过去了7天。我赶紧买火车票,第二天晚上赶到家,母亲已在头天入葬。我心如刀割,号哭一场。兄弟们讲,母亲病重时总是喃喃自语,兴不会回来了。听罢,我更加痛苦。狠心的邮寄人员,延误了投递时间,害我迟迟不能归,必然会引起母亲忧心忡忡。第二天,我上坟给母亲烧纸谢罪。到现在想起此事,我仍是泪往心里流。
4.命运多舛,四弟小妹英年早逝
家中我为老大,勉强念了几年书,二弟只好在家劳动,他是主力。由于患上鼻窦癌,于2000年去世,年仅64岁。三弟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学农艺,一直工作到退休。四弟理所当然在家劳动,他没有念过书,但很聪明。据说农业社时,大队工分算不清,请他帮忙。他在地上摆出不少小柴棍,来回移动,终于算出了每人所得的工分,在场的人无不佩服。他自学木工,20世纪80年代来北京给我做了几件木质家具,到现在我们还用着他做的沙发床。1982年,四弟帮人打窑洞时,由于土方坍塌而丧命,年仅42岁。五弟按理应该读书,不知为何他留下来劳动,而六弟念了书,医校进修学成,现在家乡医院工作。妹妹应排行老五,农村一般对女的不排序,她是我们晚辈中唯一的女性,聪明伶俐,从小跟着别人学习绣花。过去我们那儿的姑娘大都会绣花,小脚女人都穿绣花鞋,小孩们都戴着绣花的裹肚,所以女孩从小都喜欢学绣花。她给我们绣的鞋垫非常漂亮,现在还用着。兄弟们都非常疼爱她,她也是母亲的好帮手。她后来嫁到邻村胡家庙,日子过得还不错。据说她患有克山病(过世后诊断的),1982年一次早饭后,前脚刚迈出窑洞的门槛人就摔倒了,昏迷不醒,待送到十多里路的地段医院,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间而去世,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