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的可能性及其言说的逻辑——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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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的可能性及其言说的逻辑

——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一、王道和霸道的对话关系

《孟子·梁惠王》中有一篇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对话一开始，齐宣王劈头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要孟子回答。孟子听到齐宣王的提问之后，立即从儒家学者的角度直言否定了这一问题的意义，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它，而用“王道”的话题将其取而代之。于是后面的全部对话都围绕着“王道”展开，“齐桓晋文之事”的问题似乎被完全悬置起来了。

然而事情似乎又未必这样简单。所谓“齐桓晋文之事”，是指关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历史。春秋五霸的说法历来存在分歧，一般认为是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人之中，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最早的一位霸主。晋文公先因晋国内乱而出逃于诸侯之间数十年，一旦归国，不几年就成就霸业，奠定了晋国强大的基础，文公之后百余年间，晋国一直保持着大国霸主的地位，与南方的楚国相抗衡。其余的三位霸主中，宋襄公实际上争霸未果，秦穆公仅称霸于西戎，在中原的影响力不足，楚庄王则因为是南方势力，不为中原诸侯所重视，自成一个系统。所以，齐宣王仅以“齐桓晋文之事”发问于孟子，而不及其余，由此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二人称霸的事迹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齐宣王的问题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一历史掌故的始末，而是有意从历史陈迹中探询“霸道”之术。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是齐宣王关心的问题，也是战国时期列国统治者共同的问题。孟子当然明白齐宣王这一问题的深意，但他自许为孔子之门徒，标榜仲尼之学，只研究和倡导王道，对时人热衷的霸道理论很看不起。所以他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孟子的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说《春秋》中对齐桓晋文之事就有记载，仅《论语》中孔门师徒讨论齐桓晋文及管仲事迹的片段就有不少，孔子对管仲辅助桓公成就霸业的功绩是十分称赞的，怎能说仲尼门徒不传桓文之事呢？很明显，孟子的话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否则就犯了孟子本人警示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错误，而应该遵守孟子提倡的“以意逆志”的方法，了解说话人在这里想表达的真正意图。孟子说儒家“无传”桓文之事，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致其意，说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之术与孔子之学相比，真是不值一提，故而历来的儒家学者，对此不曾措意。这大抵与孟子所云“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话相一致。齐宣王提出的话题是霸道，孟子提出的问题是王道，王道与霸道是相对立的两种主张，这就决定了整篇对话中孟子向齐宣王鼓吹王道的全部内容，实际上与文章一开始齐宣王提出的“齐桓晋文之事”存在着潜在的“对话”关系，只是这种对话关系在本篇中仅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而已。

《孟子》一书和《论语》一样，是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的。所不同的是，《论语》简约而含蓄有味，委婉有致。《孟子》则加大了演绎的成分，故而篇幅较长，谈论辩难的情形较为周详，意尽句中。《论语》以孔子为主，但其他门人的言语风范和思想见解亦大有可观，与孔子的言论相互衬托照映，相得益彰。而《孟子》一书唯以孟子一人为本，其他诸人，皆言无可采，这样就全力突出了孟子个人的思想锋芒和影响力。相对来说，《孟子》中最为完备周详而又曲折尽情的篇章即《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和《滕文公上》“有为神农氏之言者许行章”。前者是游说齐宣王推行王道，后者是批判异端邪说，情形稍有不同，但都出于孟子宣明儒家思想的至诚之心。

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由周而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意思是说，自西周武王以来，至战国中期，已经有七百余年历史了，该有圣王明主现世治平天下了吧，如果真有明王降世，那么辅佐明王平治天下的人，除了我孟轲，还有谁呢？可见他自视甚高，而且在他看来，为了推行王道解民倒悬而游说诸侯，和世俗之人干进求利自不能同日而语。“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绝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因此，孟子游说诸侯是以尧舜之道致君，而不是屈己求人，枉己正人。

在孟子的一生中，他曾先后游说过滕、宋、邹、鲁等小国，虽然他认为邦国不论大小强弱，皆可以施行仁政。但他还是受到战国时期流行的战略思想的影响，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由梁、齐这样的大国来实现仁政，更加符合他的愿望。因此，邹、鲁、滕、宋的统治者主动邀请孟子，他才去这些小国宣教，而游说梁齐之主，则是孟子主动前往的。所以梁惠王初见孟子，便云：“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相对梁国来说，孟子对齐国的兴趣更大。在齐威王时代，他就曾到过齐国，而当时齐王任用田忌等名将，力征四方，声势浩大，对孟子宣扬的仁政王道不甚重视。所以威王只是出于礼贤下士的态度，馈赠孟子一百金，孟子没有接受，失望而去。当威王下世，宣王即位之时，梁惠王也下世了，襄王即位。可是在孟子看来，梁襄王“不似人君”，难有作为，于是他再次入齐，准备游说齐宣王。也许，孟子也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梁国已经不可为了，齐宣王能否接受他的思想，也就在此一举了。此举如果不能成功，那么他所期待的明王，他所期待的时与势，恐怕都不可再得了吧，因此孟子游说齐宣王就显得十分用力，再加上此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已经日臻完善，辩才也至老境，在《孟子》一书当中，与齐宣王交谈讨论的内容保留最多，分量最重，或许原因就在此中。而《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向宣王鼓吹王道，周详备至，沉着婉转，用心之重，用力之深，也与此不无关系。

二、王道仁政的两个基本问题

当孟子提出王道的话题以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其二是“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性的，但层次不同。前者要求孟子明确阐述王道仁政的理论依据，是“王道仁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后者要求孟子回答国君之所以愿意施行仁政的内在道德根据，是“为国者施行仁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前者表明孟子王道思想的内在逻辑，后者表明孟子的“说辞”展开的内在逻辑。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服齐宣王，而说服齐王才是他的目标。

孟子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第一个问题他化繁为简，扼要而言，一语中的。当齐宣王问“德何如则可以王”时，孟子的答案十分简单又异常明确，“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提出王道仁政的根本就是“保民”。应该说，在一般人看来，王道仁政应该有一套十分复杂的理论，很难用一言一语解释清楚。齐宣王的提问方式实际上就包含着对这一理论难题的顾虑，“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王者，王天下也，是天下至难至艰的事情，是天下最伟大的功业，而这样的功业仅靠一个“德”字来取得，仅从一个难以言明的“德”上建立，真让人难以理解。齐宣王就不能把“德”和“王”在认识上联系起来，才提出了“‘德’怎么可能‘王’天下呢”这样的问题。正因为一般人会觉得王道仁政是十分难解的，所以孟子才深思熟虑，拈出“保民”二字，用最简单的话明白回答，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疑惑一扫而清。用高度概括的两个字扼要而言，让听者一下子抓住王道仁政的思想要领，高深莫测的问题一下子显豁起来。由“德”而“王”再也不是一个理论难题，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实践难题。因为从理论上说，“保民”二字作为中介，将“德”与“王”联系起来了。有仁德则可以爱民，爱民则能保民，保民则天下归之。这其中的逻辑是非常顺畅且清晰的。在实践的层面，施行王道仁政也没有千头万绪般繁杂，只要抓住“保民”二字就可以了，简单易行。

由此看来，“保民而王”这句话真是举重若轻，看似平易，实则是孟子用心锤炼的关键命题。因为孟子懂得怎样用恰当的言词去抓住听者的思想，所谓“我知言”就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当人们把王道仁政看作难懂、难行的思想主张时，要推行王道仁政，必须要将它简化，甚至口号化、标语化，让听者闻言知义，心生向往。通读这篇对话后，我们知道在孟子的思想中，施行仁政德政进而统一天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他要全面、详细地加以阐述，恐怕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当遇到像齐宣王这样的人，既对王道缺乏兴趣，又把王道看作是迂阔难解的理论主张，孟子就不能急于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和盘托出，而只能有意先将其简化扼要地提出来，培养出听者的兴趣，不让他望而生畏。孟子的这一策略显然是奏效的。因为齐宣王听了他的回答后，随即就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不仅兴趣极高，而且主动将其与自己的政治能力相联系，心为所动，大有跃跃欲试的意思。

应该说，齐宣王问“德如何则可以王”，孟子回答保民而王，这是整篇对话的核心思想。这篇对话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问一答展开的，是这一问一答的拓展和深化。我有时臆想，如果把这一篇对话放在《论语》中，如果这个对话是在孔子和他的门人，或鲁卫当政者之间发生的，那么，我们可能读到的就是下面一段内容了：

或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言简义丰，令人深思。《孟子》的文风不同于《论语》的地方，主要是孟子对自己的思想主旨有许多发挥，孔子的话则经常是引而不发。然而孟子之所以如此发挥以力求尽意，则又是不得已的。因为他有明确的主观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他要“说服”对方，他希望自己的言论可以打动对方，并将其引入到自己的思想逻辑中来。单纯表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是容易的，而要因之以说服他人就难了。因为这就要求他不仅将自己的全部思想主张的内在关系梳理清楚，而且要从他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寻找到一条可以通往圣谛的道路，使对方不仅觉得儒家的主张言之有理，而且行之有方，切合对方的实际，合乎对方的愿望。

于是，孟子就不得不面对第二个问题：“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采用了化简为繁、原原本本、从头说起的办法，不如此，不足以找到“说服”对方的切入点。只有将第二个问题探讨到一定的程度，让宣王觉得自己有能力施行王道仁政，也愿意施行王道仁政，然后再与第一个问题会合，重申王道仁政的深刻内涵。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就构成了本篇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是阐明思想，二是说服对方。这两条线索是交错在一起的，因此，整个对话的话题开阖断续，不拘一方。时而说到堂下之牛，时而说到鸿雁舆薪，时而泰山北海，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而贯注其中的一股暗流，则不外乎这两个问题。最终由情入理，将齐宣王引入王道至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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