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唱和胡适与陈独秀：文学革命之发生

钱玄同与刘半农：双簧信

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

周氏兄弟与胡适：《贞操论》

田汉、宗白华与郭沫若：《三叶集》

鲁迅与周作人：《蕙的风》

穆木天与王独清：早期象征主义理论

饶孟侃、闻一多与徐志摩：新诗格律

徐志摩与林徽因：现代诗歌的浪漫派

方令孺与陈梦家：《信》

李健吾与卞之琳：《鱼目集》

丁玲与冯雪峰：变革与追踪

下篇：辩驳

胡适与梅光迪：白话新诗之产生

周作人与陈独秀：《主张信教自由宣言》

郁达夫与胡适：夕阳楼之争

徐志摩与成仿吾：泪浪风波

徐志摩与章士钊：信念

朱湘、饶孟侃与王宗璠：桃梨之争

鲁迅、郁达夫与梁实秋：卢梭论教育

鲁迅与施蛰存：《庄子》与《文选》

巴金与李健吾：《爱情三部曲》

朱光潜与巴金：“眼泪文学”

傅雷与张爱玲、胡兰成：人生观

沈从文与聂绀弩：评议鲁迅后记

上篇：唱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也涉及文学的内容问题，但作战目标是单一的，即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陈独秀的策应文章《文学革命论》，更侧重内容，更重视思想上的革命。可以说，《文学革命论》提出了革命的纲领（三大主义），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十八妖魔），将胡适“改良”文学的主张，变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中国文学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没有胡适与陈独秀，中国文学的变革也会发生，但一定不会发生在这个时候，而可能要延迟很多很多年！胡适与陈独秀：文学革命之发生

一

陈独秀与胡适的相识是经汪孟邹搭桥的。汪孟邹的大哥汪希颜，同陈独秀是留日同学，“感情极好”。可惜汪希颜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将弟弟汪孟邹介绍给了“皖城志士陈仲甫（注：即陈独秀）”。于是，陈独秀与汪孟邹相识，并鼓励他到上海办起了“亚东图书馆”过去，名词“图书馆”具备双重含义，其一表示“出版社”。所以，“亚东图书馆”即是亚东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才专指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图书资料以供读者进行学习和参考研究的文化机构。。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办的《安徽俗话报》，就由汪孟邹发行。而汪孟邹与胡适是安徽绩溪老乡，关系较为密切。

 1915年5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1日出版第2卷第1号时改名为《新青年》。，自然少不了和汪孟邹联系。汪孟邹很喜欢《青年杂志》，有一次同陈独秀谈及，他的老乡胡适在美国曾写过白话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提到文学革命的问题。陈独秀在日本和章士钊编《甲寅》时，对胡适翻译的《柏林之围》很有好感，就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而且态度恳切，说“我盼胡适来稿，甚于儿童盼过年”。

 此时25岁的胡适，刚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杜威的实用主义，功课繁忙，加上忙于和朋友们讨论新诗，便没有及时给汪孟邹回信。1916年2月3日，胡适突然悟出，今日文学的最大毛病是徒有形式而无精神，所谓有文而无质。如何疗救？他的药方是：言之有物、须讲文法、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想到此，他给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梅光迪写了一封信。写罢，乘兴给陈独秀也写了一封。

 给陈独秀写信的原因，除了汪孟邹的推波助澜，关键是陈独秀的主张写实主义的观点，引起了胡适和他通信的兴味。而收到他的信，陈独秀更加高兴，胡适“今只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寄陈独秀》，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9页。的观点，像太平洋吹来的海风，使人耳目一新。唯一遗憾的是，胡适只是说，没有寄来译作。于是，陈独秀又请汪孟邹写信相催。

 之后，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8月初，陈独秀致信胡适，通知他《战斗》将在《新青年》刊出，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陈独秀：《陈独秀致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页。

 1916年8月21日，胡适把给朱经农信中提及的“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的“八事”一字不易地抄给了陈独秀。在信的末尾，他夸陈独秀说：“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胡适：《寄陈独秀》，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84页。这事实上也正是胡适乐意和他谈文学改革的原因。

 这是胡适第一次和国内的人谈“八事”，收信人恰恰是陈独秀！他不知道，这样一拍即合的历史巧合，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已经起于青萍之末了。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2号以《寄给陈独秀》为题发表了这封信。从此，胡适的名字风靡学界。

 陈独秀称胡适提出的“八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唯一不足的是，胡适写得太简约，没有详尽的展开。因此，他希望胡适有更详细、更充分的阐述，更希望胡适有自己的写实诗文作范本。陈独秀的畅快淋漓，让胡适如沐春风。

 于是，胡适把有关笔记、文章、日记一一摘出，然后依“八事”顺序，整理了详细的意见。结果，竟是一篇皇皇大文。他相信，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要大声疾呼，用俗语俗话代替文言，用《水浒》、《三国》、《西游》的通俗文字代替秦汉六朝文字。

 因为梅光迪等朋友的反对，胡适这次异常小心，不但将“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而且题目后面还特意加上“刍议”二字，并在文末解释说：“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语气上的温和谦虚，不能掩盖行文中透露出的将来文坛霸主的锐气与自信。因此，题目虽然说是刍议，但骨子里却正是“文学革命”的“宣言”！

 已经决定就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收到《文学改良刍议》，一气读完，快慰无比。他曾和人说，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超过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代表姚鼐，听者很吃惊，以为怪异，想不到，在美国寻到了知音。虽尚未与胡适见面，陈独秀已感觉神交颇契。

 于是，陈独秀立刻将之在《新青年》上刊发，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作“跋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陈独秀：《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跋》，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只是因为时间紧，陈独秀来不及写一篇长文来呼应胡适的观点。

 1917年1月底，陈独秀到北京。动身之前，为了策应“吾友”胡适的主张，他写了《文学革命论》，在“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的声势下，提出了著名的“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文章末尾，他号召大家与十八妖魔宣战：“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

 胡适的作战目标是单一的，即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虽然他提出的“八事”也涉及文学的内容问题；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更侧重内容，更重视思想上的革命。因此可以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革命的纲领（三大主义），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十八妖魔），将胡适的“改良”文学的主张，进而变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而且，陈独秀还将胡适的个人意见，变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权威意见。

 于是，文学革命爆发，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读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快慰无似”，当天急急回信，表示“均极赞同”。不过，这时的胡适，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焦头烂额，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只能隔岸观火。面对钱玄同的偏激，胡适不愿意事态扩大，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了从容讨论的原则，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寄陈独秀》，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91-92页。

 接到胡适信后，陈独秀发表《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对于胡适的允许别人匡正的话，表示不能接受。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容纳异议，自由讨论，虽然是学术发达的一个原则，但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已经十分明了。所以，他说“鄙意……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1917年5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　　

 胡适觉得，陈独秀火气太盛！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平心静气，要允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不过，很久以后，胡适承认，陈独秀的强硬态度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适：《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二

 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就向蔡元培先生推荐了胡适。到北大任教，正与胡适盼望中国出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一拍即合。因此，他对未曾谋面的陈独秀生出了深深的敬意。同年9月，胡适进入北大，被聘为文科教授。这时，他还不到26岁，可谓少年得志，而陈独秀也正值壮年（38岁），两人意气风发，要在谈笑间，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得“灰飞烟灭”了。

 教学之余，胡适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至1918年5月，“新青年”同人集团正式形成，胡适与陈独秀成为这个群体的核心成员。

 开始，陈独秀与胡适一样，是主张《新青年》“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但陈独秀本质上是一位革命家，血管里始终奔腾着向往政治斗争的热血，因而始终关心着现实的政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陈独秀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称“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新青年》第5卷第1期。，所以一定要谈政治，从而打破了《新青年》不谈政治的默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但为了尊重胡适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于1918年12月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尽管胡适对陈独秀发表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有不满和担心，也不同意陈独秀鼓动学生罢课，但他还是积极奔走营救陈独秀。

 经多方营救，陈独秀终于在9月16日出狱。12月1日，他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在这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显然，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一个亲俄，一个亲美，一个激进，一个保守，本来是互相提掖的朋友，现在却成了两股轨道上奔跑的火车了。

 北大发生的变化，遭到守旧派的忌恨和非难，陈独秀成了众矢之的。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使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之职。胡适不赞成这样做，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坏”，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惊诧不已。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杭州人。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后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信中，胡适还认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与陈独秀离去有直接的关系，“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1887-1960），原名履恭，祖籍浙江绍兴。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著名社会学家。1914-1927年任教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寄汤尔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667页。　　

 离开北大后，陈独秀摆脱了周遭保守势力的纠缠，思想更是汪洋恣肆，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此时确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胡适则坚持科学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二人的思想已是水火不容。于是，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分歧，陈独秀和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的分裂，已是难以避免了。

 虽然昔日志同道合的愉悦时光，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但双方都没有忘记那段携手共歌的日子。陈独秀希望拉着胡适一道前进，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在狱中，他对人谈及胡适，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独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下来观望一下，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但考虑良久，又退回杜威那里去了。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缘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胡适：《寄顾维钧》，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303-304页。陈独秀出狱后，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生活十分清贫。胡适又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吁请社会各界资助陈独秀。

 胡适的多次帮助，陈独秀却从来不因此停止和他的争论。1925年冬，胡适因病在亚东医院治疗。陈独秀去探望，两人说着说着，又争了起来，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好，一个讲杜威的实验主义好；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当陈独秀大喊大叫时，胡适便从病床爬起：“仲甫，我有事，你坐吧。”便走下楼去。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8页。

 1932年10月，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虽然1929年他就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但这一次国民党还是定他为“共党魁首”，主张“迅予处决”。陈独秀也抱定必死之心，给人题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墨迹，但求速死。

 这时的陈独秀，在别人眼里，仍是共党匪首，千夫所指，共产党则忙于反围剿，弃之如履，不闻不问。还是胡适，自觉担任了营救陈独秀的总司令，鼓动起北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并聘请名律师为陈独秀申辩。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也借机呼吁“营救陈独秀！”陈独秀终于从“军事法庭”转至“刑事法庭”，保全了生命。

 10月30日，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的力量。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

 陈独秀入狱后，胃病复发，苦不堪言，去函胡适诉说苦衷。陈独秀一生孤傲，不管在多潦倒时，高官权贵以可怜心态，送他金钱厚礼，他一概拒绝。对胡适，他给予了全部的信任。信中，他对胡适的关心深为感激：“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同时，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陈独秀：《致胡适》，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有趣的是，几乎同时，王森然在为陈独秀从事政治，不能用心学术而深感惋惜。他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何种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匹敌。……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研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也。王森然：《陈独秀先生评传》，三联书店1998年，第247页。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狱中的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注：汪希颜之子）也去信解释。但是，陈独秀不高兴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强、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囚禁中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后来途经南京时，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询问，并给陈独秀带去一些书，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5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最后专门找了汪精卫。抗战开始之后不久的1937年8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次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几乎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困境况，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陈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03-304页。　

 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四川，携家带口又无家资财产，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在心，多次给胡适去信，请求胡适给予帮助。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也想不出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1940年，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提到了胡适。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澄清了谁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的问题：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5页1949年4月，胡适漂洋过海去美国当寓公。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他读了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激动不已，便整理、编辑、出版了《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并为之做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在序言中，他说，陈独秀晚年，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透彻了，这便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与非，历史自有公论。然而胡适由此感觉到，他和陈独秀的心是相通的，他的“美国思想”，好像在陈独秀这里得到了回应。1961年8月28日，在致李孤帆胡适的学生，曾任招商局监督处秘书、总管理处赴外稽核，著有《招商局三大案》（1933年2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4年，与盛丕华等工商、知识界有志之士一起组织中社。后居留台湾，晚年收集、整理和出版了陈独秀的诸多遗文。的信中，胡适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胡适：《寄李孤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第1675-1676页。纵观陈独秀一生，能对他作出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的，也唯有胡适。虽然，这之中不乏政治的偏见。

半年后，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胡适一直为陈独秀的弃学从政而抱憾，一直为他们之间的政治向背而痛心。两个无论信仰、性格都完全相反的同乡，为了共同的文化目标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为了共同的救国目标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为战，也各自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不超过两年），而针锋相对的日子却几乎囊括了他们相交的所有时光，陈独秀为始终不能拉胡适进入共产党而惋惜，胡适为陈独秀最终回归自由主义而欣慰。但后人在提到陈独秀的时候不能不提胡适，而提到胡适的时候，也不能不提陈独秀。

 所以如此，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同为安徽人，是老乡；有人说，是因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有助于胡适；有人说，是因为陈独秀晚年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讽刺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与胡适终生倡导的民主、自由，有相通之处；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人格上有较为一致的地方，1925年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说得很明白：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寄陈独秀》，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366-36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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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朱晓江.书生本色——胡适传［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6］沈卫威.胡适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7］朱文楚.胡适家事与情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8］黄团元.胡适的谦和雅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确实起到了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但仅仅是引子。《新青年》同人共同演绎的一系列双簧戏的喧闹、新文学阵营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林纾有些沉不住气。《国故》的创刊，又使林纾以为有了同盟军，从而促成了林纾的反击。于是，新旧思潮的激战真正开始，新文学思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初步扫除了阻碍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从而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